-编者按-
魏收的《魏史》是一部“秽史”,但是它的《崔光传》却有“慈善”二字出现在古代典籍中最早的记录。这里呈现的“慈善与中国文化建设”这个专题下的一组文章,是社工李勇研究古代和近代慈善文化的心得。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所谓“清谈”的表象下面,慈善可以将动乱和血腥“显影”出来,充分彰显生活文化的认识价值。所以,研究古代慈善,可普及慈善史知识。更重要的,是为“文化自信”添砖加瓦、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养料——生活文化及其视角。
文化靠教育传递和保存。教育可分为:“级的教育”(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追求做“人上人”,具有竞争性)和“类的教育”(追求做“人中人”,具有慈善性)。慈善作为另类实践、慈善文化作为另类精神的体现,与“类的教育”关系密切。《荀子·劝学》: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在荀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文化下移,庶民有可能积善成德,有位的君子有可能处祸。
一、回归“类的教育”
笔者推崇文化慈善。中国慈善思想史,和慈善实践一样,具有“学际性”——现代人所谓“跨界合作”,大家将力量拼在一起伙着做。
孔子“有教无类”思想被教育史专有化了。这篇文章,笔者想把它解放出来,回归文化史。旧时代等级森严,孔子的“有教无类”具有解放作用。这个教,是以“天”为崇拜对象的神道设教,这是中国古代慈善文化发生发展的总的思想背景。
研究中国慈善史的结论,让笔者不得不重申:不要在“所有成年人”的意义上使用“成人”。于是,“平民大众”才是成人之育的对象。《孟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以此可以说孟子重视民众教育吗?不能。直到古典时代最后一部教育名著《劝学篇》(1898年发表,“中体西用”说的代表作),也不是写给平民百姓看的。请看《中国教育史》的评论:“《劝学篇》主要是写给士大夫们看的,以成年人为主,因此,张之洞在《劝学篇 序》中说:‘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显然就这部分人而言的。”(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修订版)第316页)。
正统儒教著作都是写给“成年人”的,关键是那一部分成人?答案并不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平民大众。古典时代,民众(“小人”)的地位很低,“家天下”的统治者所说的“以民为本”,实际上就和百姓以自己家的“鸡鸭”为本,意思是一样的(李申教授语,摘自笔者听课笔记)。每个朝代更替,都会改正朔易服色,单单以此形容进入制度化教育发展阶段的中国成人教育,是很不准确的。为什么?皆因变化之巨。仅仅用“改正朔易服色”不足以说明第三阶段社会变化之大。晚清名臣李鸿章说这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在思想领域,可以和春秋战国时代相比。
针对“这一类”施教,就是从事教育平民大众的社会实践,才是成人之育。
如今,总体来看,“级的教育”思想依然在教育界具有话语霸权。通过“反成人之育”思想的批评,同时总结成教育实践中的挫折和失败,类的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逐渐在行动中成为如何掌握群众的教育,这种培养“社会人”(而不是“人上人”)教育,让“平民教育”意义上的“有教无类”真正得以实现。
《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
《论语》中,孔子推崇“博施济众”。孟子是“性善论”提出者,他同时提出“与人为善”。慈善是正义的事业,西人认为是赋权(如受教育权等基本人权)的事业,人人不能匮缺。而按照制度化(以“孝行”“荒政”为代表)生产流程产生“慈善”,必然带来慈善的“终结”!
荀子说,约定俗成谓之宜,君子(有位者)学,表现出“赢家通吃”。这样的不当做法在理论领域的“迁移”,是孔子以来中国人都反感的僭越,是一种社会不公正,我们必须清醒地予以阻止。
漫长的古代,我国以孔孟“君子学”为宰制的文化思想是慈善的。
在中国古代,儒释道三教,都在提倡“另类”的生活方式——把君子、出家人和道士从熙熙攘攘的利禄追逐中分化出来,另立一类。一个明显的例子,《红楼梦》就看不起“禄蠹”(指追求功名利禄的人。出自《红楼梦》第十九回)。
慈善精神是保守的、改良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传统慈善(以“另类”武训为代表)的批判。
三、休闲
一提到古代社会,就会联系到男耕女织的农牧生活,就想起“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等戴着现代人“有色眼镜”的话语。其实,“价值中立”对还原农耕的生产方式的文化教育价值,很有帮助。古人在生产生活中直接和自然打交道,故此,农耕社会,无论是士子、大人赶考、游宦还是小人靠天吃饭,都是休闲、缓慢的,工业社会是忙碌、加速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人“玩”不过古代人,因为古代社会基础比较支持休闲的生活方式。老子以“道”的“无为”精神统筹一切,强调和谐、虚静的人生观,这应该也源出于其对于宇宙精神、自然精神的一种直觉而深刻的体认;孔子则以“礼”和“仁”的思想观念统筹一切,强调积极、中庸及自我完善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墨子的“兼爱”和“非攻”思想甚至是带着浓厚的宗教大同色彩的…… 他们都是农耕时代精神的产物。所以,非形式化教育阶段的成人教育,是在文学艺术、田园农耕中实施的。农业的社会价值,反映在“培育休闲文化”上。古代社会的一些诸如创作、艺术、发明等休闲活动都与农牧业有关。
由农村“粮猪经济”培育起来的休闲文化,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非形式化教育阶段,农业文明,逐水草而居,在历史演化的进程中,“休闲”(Leisure)始终是极其重要的特点。当然,休闲不是指啥都不干。休闲文化是在人的需求水平比较低,完成必要劳动时间较短(现在,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着“懒人”式的生活方式),可以较好地保证人在完成劳作和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处于一种文化复制、文化欣赏、文化建构的生命状态和行为方式。
它使人在肉体的相对放开和精神的相对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它包括情感、理智、意志、生理、价值、文化及所有组成行动感知领域的一切,也包括价值观、语言、思维方式、世界观、艺术、组织等等。休闲应具有深刻的农耕文明背景和“慢生活”价值。
现代人处在变化很快的时代,都很忙,容易遗忘。
2004年8月,笔者去过梁漱溟先生创办“河南村治学院”的遗址,物是人非,且人们毫无“村治学院”那段公益记忆,公益精神已经断了。而在浙江海宁张宗祥先生纪念馆,张先生的精神,使得张宗祥先生纪念馆(故居)成为名副其实的公益教育基地,是海宁公益文化的名片。它是一个事业单位,根据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思路,张宗祥先生纪念馆(故居、书画院)的公益地位只会日益加强,发挥它更大的公益教育和研究作用。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