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收的《魏史》是一部“秽史”,但是它的《崔光传》却有“慈善”二字出现在古代典籍中最早的记录。这里呈现的“慈善与中国文化建设”这个专题下的一组文章,是社工李勇研究古代和近代慈善文化的心得。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所谓“清谈”的表象下面,慈善可以将动乱和血腥“显影”出来,充分彰显生活文化的认识价值。所以,研究古代慈善,可普及慈善史知识。更重要的,是为“文化自信”添砖加瓦、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养料——生活文化及其视角。
一、教之斗争
先秦三大儒:《论语》中的孔子讲仁,孟子讲义和善,荀子讲礼。总体来看,在儒教里,以善为美,行道追求“尽善尽美”。美可三分: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相应的,自然中的善,体现为“五行”和劝农文化;社会中的善,体现为君臣父子的伦理文化;艺术中的善,体现为温柔敦厚的诗教文化。其中,儒家礼教,三纲五常,通过儒家教育去传递和培养。儒教在和佛教的斗争中,彰显其社会美的主张。
隋唐儒释道“三教”鼎立,佛学日显。可“教”之为三,总要发生斗争。唐人韩愈就是儒教的护教者。清代严复《辟韩》:“往者吾读韩子《原道》之篇,未尝不恨其于道于治浅矣。”明代王阳明在《传习录》里,就对门人贬斥韩愈。
其实,韩愈《原道》可以看的,是三教斗争的烈度。道统论的产生原因,外部原因是佛教有它的道统论;内部原因是儒教道统的承继出现了大问题:政统与道统出现了分离。具体表现就是皇帝有圣人之位,无圣人之德。韩愈本人就尝到了伴君如伴虎的苦头。在《答李翊书》中他说:“惟陈言之务去”,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文风批评有加,说“有志乎古者希矣”。在《重答张籍书》中表白“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
二、“仁义道德之说”
韩愈感叹:“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处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人心不古,今非昔比,关键在于,古之教只有儒家,而今却三教鼎立,四民社会变成了六民社会。
三、“不得其传焉”
原道,就是推求道的本原,原其古,故谓之大,谓之正。“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谓道也。”在唐代,谁古谁就获得了正统地位。“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韩愈不同意,说儒家学说是从尧舜一直传到周公孔子孟子,是所谓“先王之教”。
原道是为了传道。“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而在韩愈看来,圣人之道不传久矣。
四、天
韩愈批评道家“小天”,因为道家尊的是自然无为。《庄子·祛箧》:“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所以天并不是最高根据,连道也不是,“天法道,道法自然”。韩愈批评老子:“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所以,老子的道德言说,仅仅是“一己之私言”,非“天下之公言”。
“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所谓天常,就是儒家的纲常名教。
五、道
儒家所传的道是最古的,比道家、佛家都古老,但是如今却隐没不振了。“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卫梁隋之间,其为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扬,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
道统失传:“尧以传之舜,舜以传之禹,传之汤,汤以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孟子认为“春秋无义战”,战国时代的王者则一代不如一代:“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而站在护教立场上的韩愈把天下坏乱归咎于佛老,其实表示他对儒教天子——君主还是抱有幻想的:“帝之与王,其名号殊,其所以为圣一也。”他是儒教徒,当然希望君主为太古之事,就算君主令他很失望,他也要把罪名加在佛老头上。在宗法社会这样的归因是合理的。
六、“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
为弊病之天下诊断的工作完毕,最后是开药方,因而,崇道护教的方法是韩愈在文末总结的。他说:“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而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塞什么?佛老也;止什么?异端邪说也(《进学解》:“骶排异端,攘斥佛老”)。如果这样的话,天道流行,道统就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