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谈完法国,不会又有人仰慕民国高考吧?(节选)
傅正先生写此文时,为北师大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生,如今他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本文来源:三农中国网
国民政府有一定余力推广“民众教育”,并在1929年颁布《识字运动宣传计划大纲》,正式开展“识字运动”(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其统治核心区域)。为了推行“识字运动”,国民政府先是创立“首都(南京)识字运动筹备委员会”和各省“识字运动宣传委员会”,并于1929年1月22日由教育部颁布《民众学校办法大纲》,大力推广民众学校。1932年2月2日,国民政府更是颁布了《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规范了各地的民众教育馆。在政府的引导下,各地民众教育馆宣传“识字运动”,推行识字教育,创办民众刊物,开展得有模有样。按国民政府官方数据,在这十年间,共扫除文盲一千五百三十六万余人,应当说花费了许多努力。可对照后来共产党的扫盲运动,却不免令人怀疑,国民党的官方数据是不是掺有水分?
事实上,国民政府实在很难拿出像样的理由来吸引民众参与到“识字运动”中去。国家民族、宪政训政,离普通农民太过玄远,就连拿写信、记账、看报来宣传识字的好处,也多不顶用。对此,时人黄裳(民国社会学者,不是那个写《九阴真经》的黄裳)道破了事情的真相:
他们一年以内有多少机会给人写信,怕是很少很少的吧!记账的需要,也不很急切,因为他们生活的简单,没有多少要记的账。报是更不用说了,他们哪里来得报看?有钱买报吗?所以那三种理由,实在是没有多大存在的价值的。何况在平民学校毕业以后,未见得就能够替他们解决那种种困难呢!……毕业以后,出了校门,既然难得再入高级民众学校,也没有民众读物使他们阅读,就有,他们也未必能阅读得懂。隔了一年两载,他们又成了文盲了。这是现在一般民众学校的收获。
民国时期,农村凋敝,城市就业压力又大,底层劳动人民整日忙于生计尚不得温饱,哪有闲暇去接受文化教育呢?这一千五百多万经过“扫盲”的普通劳动者,又有多少人在一两年之后重新沦为文盲呢?
另外,按照台湾学者李建兴在《中国社会教育发展史》一书中的统计,1929—1936年这八年间,江苏省年均社会教育支出只占全部教育支出的13.93%,浙江省则为11.28%,这两个省份还是相对较高的。根据黄裳的抽样调查,2557名民众学校的教师中,义务供职的占42.26%,月薪5元以下者占14.67%。山东、江苏等地民众教育馆馆长的平均月收入也不过二三十元,而1929年一般中学教员的平均月薪就达53.67元,更不用比一月几百元的大学教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