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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要进行新乡村建设？

来源： 法学社工网·法务社会工作 日期：2019-10-06 22:10:25 点击：2743 属于：社会工作

转自：《大学生支农手册》

温铁军

中国乡村建设，如果说我们现在考虑的这些问题算是热点的话，其实它早就热过了。我们今天做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做过了，为什么那时候做了，今天还要做？
仍然是小农经济
因为中国不过是个超大型的农民国家，而不是地大物博。“地大”不假，而“物”不“博”，只有百分之二十几的耕地面积。跟我们几乎国土规模差不多的国家，像美国、巴西，它们耕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非常大，而农民人口占的比重非常小，因此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无论谈美国经验、巴西经验，任何国家的经验中国都不适用，因为它至今仍然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户籍登记73%的人口是农民，大约有8亿9千多万，但是按照居住地的统计是64%左右，中间有10个百分点的差，拿去跟中国的总人口一比，就比出了1亿3千多万，那就是1亿3千多万人实际上并不居住在农村，已经进了城。这是一个工业化资本在20年中急剧扩张的阶段，期间仅吸纳了1亿多。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很容易的做出一个曲线，工业化的扩张速度和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之间，仍然是一个喇叭口。
我们当然知道，西方的工业化伴随着殖民扩张，欧洲转移出去四分之一的人口，大英帝国（“日不落帝国”）转移出去三分之一的人口，而这些转移出去的人口，基本上是过去的农民、贫民、罪犯，是那些在这个国家造成不稳定的因素。我们能这样做吗？大家都知道不可能，那我们怎么做？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产生了一批改良主义者，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这些人，他们要去做乡村建设运动？因为当时的人们就已经看清楚了，你走不下去，你想走人家也不会让你去走，那怎么办呢？必须考虑到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部分人口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之中，停留在传统的农村社区之中，仍然是小农经济，不可能随着我们憧憬的那个“墙上的画饼”――现代化，去实现它，不可能把大量的过剩人口转移进城市。中国现在仅仅4亿左右的人在城里生活，就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城市病，大规模的污染。至少在我们可见的将来，我们这代人，大概是在2030年前后，中国人口是增长的，还不会下降。而这个人口的增长就靠城市化来吸纳，到16亿、18亿人的时候，就算实现了50%、60%的城市化，还会有7亿到9亿的人生活在农村，仍然是小农经济，只不过土地更少，资源更紧张。
中长期看，假如这个问题不能解决，那么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就会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所以我说，二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今天没有被我们很好地认识，其实当年发生乡村建设运动的宏观前提是：第一，“一战”以后，中国没戏，不能参与世界势力范围的重新瓜分，内部矛盾开始激化；第二，恰恰是那个十年——民国史叫“黄金经建十年”——工业飞速发展，经济急剧地增长，十年的经济高增长期间，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中国大陆自追求现代化以来的第一次乡村建设运动。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绝对不比我们傻，他们早就发现了，早就投身于其中了，而且比我们更有奉献精神。像晏阳初先生，美国博士，回来以后能够举家迁入河北定县，在那里搞平民教育，搞乡村建设，这种精神我们有吗？不光是我们没有，我们担心下一代也没有。
被剥夺后的农民
客观地看，那时候大多数人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广泛地让人们相信现代化是多么美妙的一张图画，让人们去憧憬，一门心思往里钻，哪怕它是墙上的一幅图画，让你撞得头破血流，还要去撞。如果不把现代化解构掉，是不可能让人们明白为什么要搞乡村建设的。为什么工业化会带来乡村建设运动？那是因为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必然是加速内向型积累、内向型剥夺的，就是因为中国人走不出去，没有那个“坚船利炮”，没有那个铁爪子，不能伸手掠夺。拿不到别人的东西，只能拿自己的。拿谁的？拿农民的。历史就是这么写着的，“黄金经建十年”的高增长就是剥夺农民，同样，也伴随着农业商品化率的大幅度提高，同样伴随着现在我们所强调的农业产业化（区域化种植、专业化生产），这为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金融资本进入农业创造了条件，加剧了对传统小农经济的剥削。它是一种增加的剥夺，历史早已证明，它是造成农村解体、小农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并且，它也当然带来了和传统小农生产最大的不同，就是一旦专业化、区域化以后，风险大幅度提高；而又没有谁--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来为这种增加的风险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于是这个风险就必然由被摔得头破血流的小农来承担，再于是乎，这些贫苦小农们就不得不铤而走险，这个社会就盗匪横行。如果是现在，则被可能称为“恐怖主义”。
不谈主义，只谈问题
我们实际上仅仅是改良主义者，和当年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者一样，是主张社会改良的。我们不会做任何“斗争”，那些农民革命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过去那个世纪的事情了。我们只希望已经形成的大资本，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工商业资本，别太不顾13亿人的福祉和生计，恳求他们“拔一毛以利天下”，不要完全不管。
其实就像二三十年代，天津租界就有相当多的这种人，一是清末失败后洋务运动的遗老遗少，一是北洋政府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他们可以移到租界。类似我们现在大量的所谓“外逃资本”，非规范或非法的资本外逃，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垄断、通过权钱交换所形成的这部分非法收益，他们到国外那些资源相对宽松的地方，给自己买一个安身立命和后代可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留下的就是资源的短缺、环境的恶化和国内人们的不可持续，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类似过程。因此我说，我们现当代大陆乡村建设的思想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思想，其实无所谓异同，可能只是国情矛盾更严峻一些罢了，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政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科技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环保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生态问题。它是一个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使农民安居乐业的综合性设想。假如我们放弃任何主义之争，不谈主义，只谈问题，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这样的。

重谈乡村建设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我们不能简单化地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但亚洲不可双雄并立，日本必然要跟中国发生战争，因为市场和资源是有限的。其实从新文化运动以后，无论是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还是乡村建设救国论等等，这些都是改良主义的。只不过，所有的改良主义当中最不被当时的中央政府接受的是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被谁接受呢？被地方政府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地方政府有大量的地方基层问题要解决。无论是梁漱溟去说服韩复榘（一个五大三粗的老军阀），还是晏阳初去改变地方乡村政府的政治结构，这些作法的前提条件都是很清楚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利益的分化了。虽然我们认为是抗日战争导致条件变化，不能说它“失败”，但是应该解释，为什么战后它也不起作用了呢？因为接着是土地革命战争，革命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先生的乡村建设学院就转移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这些国家还要继续接受晏阳初思想训练。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重谈乡村建设，其实在八十年代我们搞了“大包干”之后，就是恢复小农经济。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搞农村试验区是1986年开始的，当时就讨论，我们干试验区，要不要和早年的乡村建设派比较？认定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情很相似。所以我们当时就去图书馆把二三十年代的资料复印回来，就想将来我们做了几年以后，可以比较研究，看看我们干得怎么样，两代乡村建设派干了什么。做到十年之后，我和那些在圈里面的人讨论时说“我是个失败者”。这个时候已经是90年代了，我开始总结，然后作比较。所以我为什么说，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是个新事儿，是个老事儿，二十世纪发生过两次，两次都不能说失败，但也都不能说成功。
农民最懂
我们讲乡村建设，本来就是想让农民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所以一开始谁都明白，农民比你清楚，这个不用教他们，我自己就是插队出身，在基层长起来的，这事儿不是问题。我们所说的自上而下是指当资源被大量抽走的时候，只要政府愿意改良，就可以自上而下地把资源摁下去，这是短期内可以缓解矛盾的一种办法。而目前，至少这个政府是懂道理的，因为在上个世纪一百年里面，前五十年是自己打了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所以后五十年每一个领导班子上台，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都得给农民重新分一次地，这一条政府是明白的。我近年来搞杂志，为什么要办个农村版，就是要把中央文件、政策、法律摘成一条一条，配上案例发给农民，就是给他一个维护自己权益的武器，这不是要农民搞革命，不过是要点起码的国民待遇。
当权力、资本和知识（具有话语霸权的知识分子）结合的时候，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的这部分人，连自己的话语都建立不起来，更遑论这个话语成为主流话语、具有政治正确性？所以我们说，现在中国农民问题是“农民最懂”，是的，他当然最懂，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话语的建构权，也没有使农民的话语成为主流话语的这种政治能力，因此才有这些知识分子去和他们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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