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魏收的《魏史》是一部“秽史”，但是它的《崔光传》却有“慈善”二字出现在古代典籍中最早的记录。这里呈现的“慈善与中国文化建设”这个专题下的一组文章，是社工李勇研究古代和近代慈善文化的心得。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所谓“清谈”的表象下面，慈善可以将动乱和血腥“显影”出来，充分彰显生活文化的认识价值。所以，研究古代慈善，可普及慈善史知识。更重要的，是为“文化自信”添砖加瓦、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养料——生活文化及其视角。
文化靠教育传递和保存。教育可分为：“级的教育”（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追求做“人上人”，具有竞争性）和“类的教育”（追求做“人中人”，具有慈善性）。慈善作为另类实践、慈善文化作为另类精神的体现，与“类的教育”关系密切。《荀子·劝学》：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在荀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文化下移，庶民有可能积善成德，有位的君子有可能处祸。
一、回归“类的教育”
笔者推崇文化慈善。中国慈善思想史，和慈善实践一样，具有“学际性”——现代人所谓“跨界合作”，大家将力量拼在一起伙着做。
孔子“有教无类”思想被教育史专有化了。这篇文章，笔者想把它解放出来，回归文化史。旧时代等级森严，孔子的“有教无类”具有解放作用。这个教，是以“天”为崇拜对象的神道设教，这是中国古代慈善文化发生发展的总的思想背景。
研究中国慈善史的结论，让笔者不得不重申：不要在“所有成年人”的意义上使用“成人”。于是，“平民大众”才是成人之育的对象。《孟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以此可以说孟子重视民众教育吗？不能。直到古典时代最后一部教育名著《劝学篇》（1898年发表，“中体西用”说的代表作），也不是写给平民百姓看的。请看《中国教育史》的评论：“《劝学篇》主要是写给士大夫们看的，以成年人为主，因此，张之洞在《劝学篇 序》中说：‘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显然就这部分人而言的。”（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修订版）第316页）。
正统儒教著作都是写给“成年人”的，关键是那一部分成人？答案并不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平民大众。古典时代，民众（“小人”）的地位很低，“家天下”的统治者所说的“以民为本”，实际上就和百姓以自己家的“鸡鸭”为本，意思是一样的（李申教授语，摘自笔者听课笔记）。每个朝代更替，都会改正朔易服色，单单以此形容进入制度化教育发展阶段的中国成人教育，是很不准确的。为什么？皆因变化之巨。仅仅用“改正朔易服色”不足以说明第三阶段社会变化之大。晚清名臣李鸿章说这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在思想领域，可以和春秋战国时代相比。
针对“这一类”施教，就是从事教育平民大众的社会实践，才是成人之育。
如今，总体来看，“级的教育”思想依然在教育界具有话语霸权。通过“反成人之育”思想的批评，同时总结成教育实践中的挫折和失败，类的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逐渐在行动中成为如何掌握群众的教育，这种培养“社会人”（而不是“人上人”）教育，让“平民教育”意义上的“有教无类”真正得以实现。
《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
《论语》中，孔子推崇“博施济众”。孟子是“性善论”提出者，他同时提出“与人为善”。慈善是正义的事业，西人认为是赋权（如受教育权等基本人权）的事业，人人不能匮缺。而按照制度化（以“孝行”“荒政”为代表）生产流程产生“慈善”，必然带来慈善的“终结”！
荀子说，约定俗成谓之宜，君子（有位者）学，表现出“赢家通吃”。这样的不当做法在理论领域的“迁移”，是孔子以来中国人都反感的僭越，是一种社会不公正，我们必须清醒地予以阻止。
漫长的古代，我国以孔孟“君子学”为宰制的文化思想是慈善的。
在中国古代，儒释道三教，都在提倡“另类”的生活方式——把君子、出家人和道士从熙熙攘攘的利禄追逐中分化出来，另立一类。一个明显的例子，《红楼梦》就看不起“禄蠹”（指追求功名利禄的人。出自《红楼梦》第十九回）。
慈善精神是保守的、改良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传统慈善（以“另类”武训为代表）的批判。
三、休闲
一提到古代社会，就会联系到男耕女织的农牧生活，就想起“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等戴着现代人“有色眼镜”的话语。其实，“价值中立”对还原农耕的生产方式的文化教育价值，很有帮助。古人在生产生活中直接和自然打交道，故此，农耕社会，无论是士子、大人赶考、游宦还是小人靠天吃饭，都是休闲、缓慢的，工业社会是忙碌、加速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人“玩”不过古代人，因为古代社会基础比较支持休闲的生活方式。老子以“道”的“无为”精神统筹一切，强调和谐、虚静的人生观，这应该也源出于其对于宇宙精神、自然精神的一种直觉而深刻的体认；孔子则以“礼”和“仁”的思想观念统筹一切，强调积极、中庸及自我完善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墨子的“兼爱”和“非攻”思想甚至是带着浓厚的宗教大同色彩的…… 他们都是农耕时代精神的产物。所以，非形式化教育阶段的成人教育，是在文学艺术、田园农耕中实施的。农业的社会价值，反映在“培育休闲文化”上。古代社会的一些诸如创作、艺术、发明等休闲活动都与农牧业有关。
由农村“粮猪经济”培育起来的休闲文化，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非形式化教育阶段，农业文明，逐水草而居，在历史演化的进程中，“休闲”(Leisure)始终是极其重要的特点。当然，休闲不是指啥都不干。休闲文化是在人的需求水平比较低，完成必要劳动时间较短（现在，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着“懒人”式的生活方式），可以较好地保证人在完成劳作和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处于一种文化复制、文化欣赏、文化建构的生命状态和行为方式。
它使人在肉体的相对放开和精神的相对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它包括情感、理智、意志、生理、价值、文化及所有组成行动感知领域的一切,也包括价值观、语言、思维方式、世界观、艺术、组织等等。休闲应具有深刻的农耕文明背景和“慢生活”价值。
现代人处在变化很快的时代，都很忙，容易遗忘。
2004年8月，笔者去过梁漱溟先生创办“河南村治学院”的遗址，物是人非，且人们毫无“村治学院”那段公益记忆，公益精神已经断了。而在浙江海宁张宗祥先生纪念馆，张先生的精神，使得张宗祥先生纪念馆（故居）成为名副其实的公益教育基地，是海宁公益文化的名片。它是一个事业单位，根据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思路，张宗祥先生纪念馆（故居、书画院）的公益地位只会日益加强，发挥它更大的公益教育和研究作用。我们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