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会首次设置现场观察员，通过公开招募行业相关研究者、实践者及媒体人担任现场观察员，百家争鸣，分享对2019年会现场议题的见解。会后，除了现场观察员，还有以青年大学生为代表的许多参会者主动向我们投稿，发表对2019年会的观察和思考。
▲本文为观察员李勇参与2019年会后的感悟，原文标题为《“大道之行”：慈善在中国传统伦理中的“活化”作用》。经作者确认发布，谨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作 者 ：李 勇
阿克苏市三农文化活动服务中心主任
《礼记》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本文从物态文化到思想文化，站在文化视角总结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会。当代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利他主义思想、伦理及其行动，与中华传统慈善文化相合。基金会作为公益生态链的上游社会组织，汇聚个体力量达成“社会化”慈善，以行业资助、项目运作等为手段，改善受助人群生活品质、助力公益圈下游生态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基金会文化建设可以促进对“物化慈善”的反思，其行动对中华传统伦理起到了“活化”作用，让全民共享改革开放的红利。
01
由“个体化”至“社会化”：基金会促进了中国现代慈善模式转型
何谓个体化？古代礼教伦理范式讲究在独自修身中培养道德能力，以实践者主体自觉为基本点。相关论述：
自天子以致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大学》）
古之学者为己。（《论语》）
诚者，物之终绐，不诚无物。（《中庸》）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基本特点：
1.以仁为本的修身论。道德感是人的独特品质的一个组成部分。“吾日三省吾身”，美德大都包含在良好的习惯之内。
2.克己复礼的道德功夫论。礼教的根本，是自制心和克己心，使自身的本能服从全体。“仁者爱人”，道德的最大秘密就是爱，或者说，就是逾越我们自己的本性，而溶入旁人的思想、行为或人格中存在的美。
3.成人的理想主义：从其大者为大人，成为有个性的大人。当良心、羞耻心、责任心和事业心在你的心灵中永远扎下根来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有道德的个性。
4.尊尊亲亲的身份等级观念。
何谓社会化？现代伦理范式讲究到社会实践中培育慈善伦理，以群体活动为基本点。相关论述：
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於成国。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严复《群学肆言》[1]）
[1]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中国社会学的先驱者严复，于1903年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取名《群学肄言》。
（一）基金会
基金会（古代义庄的当代流变）是慈善行业呈现物态文化、保存思想文化的群体行动载体。它是指利用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慈善法》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社会组织。基金会将零散的爱心集聚成慈善的巨流。由于资金比较富集，它处于公益生态链的上游。
在本届年会上，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一级巡视员李波先生说，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全国已经有基金会7469个，“基金会已经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成功人士回报社会、普通百姓奉献爱心、弱势群体寻求帮助、社会公众凝聚正能量的重要平台。”[1]
专门做美国研究的资先生著有《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认为美国基金会之所以如此庞大，“更重要的是思想传统和社会价值”。
[1] 李波：《民政部慈善社工司一级巡视员李波致辞》，载于CFF2008微信公众号2019.11.22。
[2]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二）“物化慈善”公益观
夷夏之别（华夷之辩）在孔孟那里是很清晰的。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古代慈善伦理越发明显地发展出了两个文化传统：善德传统和博物传统。唐人韩愈的道统论将“辟佛”加到了夷夏之别里面，使之更为丰富了。
元明清之后，在与“四夷”，也就是少数民族和外国人交流中，文化慈善向物化慈善演变。到了近代，智识之士发现“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甚至“文化不如人”，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物教”逐渐成为伦理重心，取代了“礼教”。于是，“改正朔”为公元纪年、易服色为中山装[1]、西服，以夷变夏成为事实。
茶马古道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源于古代西南和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云南境内的属于滇藏茶马古道。
随着社会发展日益世俗化，“物化慈善”的公益观念日益普及。尤其是和少数民族交流，物的交流，文化交融，更加推进了“物化慈善”公益观。西周灭亡是由于西方民族犬戎攻破镐京；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了北方草原，占领了河套地区。西汉初年,汉政府采取和亲的政策。对于军事上敌对的双方而言，“和亲”是公益。汉朝的大美女王昭君被当做一件特殊物品，远嫁匈奴单于，换来大汉朝廷边患解除、和平共处。中国古代民族交流史里面的慈善，其实多属公益。
驴、骡，小麦都是由少数民族经西亚传入中原的，玉米、高梁也是由少数民族传入内地的，而游牧民族生活必需品则全部来自中原地区。中原的粮、丝、茶与游牧民族、渔猎民族的肉类、奶类、油类等产品，构成整个中华古代农业生产的基本产品。唐代长安城的西市，就是给外国人开放的互市贸易场所。这就形成了经济上相互补充，生活上互相依存的文化兼容性。
[1] 中山装是中国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一种服装，是在日本学生服装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
（三）现代化=物化？
当代中国慈善伦理范式转换，主要是从文化慈善到物化慈善。越到近现代，“公益”词义越侧重“物”，唐朝以后，显例越来越多。中华物态文化遗产中的食文化，自汉唐以后，也越来越发达，及至晚清，孙中山1919年写道：“近年华侨所到之地，则中国饮食之风盛传。在美国纽约一城，中国菜馆多至数百家。凡美国城市，几无一无中国菜馆者。美人之嗜中国味者，举国若狂……”[1]
清末名臣曾国藩（1811年-1872年）是剿灭太平天国的主帅，他将《人物志》置于案头，研读后，将心得写成一部关于相人识人的作品：《冰鉴》。据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容闳（1828年-1912年）回忆，1863年入曾国藩幕，见到曾时，曾的目光射在他脸上，打量良久，方才说话。后被曾派往美国购买机器，筹建江南制造局。
就这样，汉人在与“四夷”，也就是少数民族和外国人交流中，文化慈善向物化慈善演变。到了近代，智识之士发现“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甚至“文化不如人”，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物教”逐渐成为伦理重心，取代了“礼教”。
故此，从孔、孟、荀到孙中山、毛泽东，通观中国思想文化史，如果慈善具有生活化、个体化的特点，公益就具有普遍化、群体化的特点。
礼教的网罗被冲决，从古代的物品到近代消费品的衍化，及至出现消费主义，西方和东方人相继跨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
在本届年会上，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越光先生《以公益为志业》的总结演讲，化用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志业》，认为：“公益是我们的人生职业，公益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公益是我们的生命追求！”[2]
陈越光代表基金会从业者，发出了反思“物化慈善”的强音。他继而提出了“我们行业建设中三项紧迫而重要的事项”：理论文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体系建设。其中，第一要务是理论文化建设，他认为：“不解决知识生产问题，就无法建立行业的专业性”。这说明，他很明显地站在反对物化慈善的立场。
[1] 孙中山：《建国大纲·孙文学说》。
[2] 陈越光：《以公益为志业》，载于CFF2008微信公众号2019.11.27。
（四）当代慈善文化
公共性是当代慈善文化的本质特点。当代中国基金会的发展，秉承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使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明确发展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也是第一次把发展慈善事业提到“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的高度来认识。
在本届年会上，民政部慈善社工司一级巡视员李波先生引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1]
除了党的纲领性文件，2016年《慈善法》颁布施行，2017年《志愿服务条例》颁布施行，给当代慈善文化建设奠定了政策和法制基础。
[1] 李波：《民政部慈善社工司一级巡视员李波致辞》，载于CFF2008微信公众号2019.11.22。
02
“以公益为志业”之伦理判断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本位的。伦理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伦理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它是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观念，也是从概念角度上对道德现象的哲学思考。根据儒家经典中的论述，修身为本的美德伦理学。“修身”，是指通过修养使个人具备美德。（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1]
[1] 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行 动
古人津津乐道的“君子之道”“成人之育”“为己之学”“修齐治平”都要落实到善举上来。公益行动使文化遗存得以“活化”，慈善、善举、义行是行动。关于“行”，《尚书·洪范》提出“五行”说，是中国最早的行动理论。
物态文化、思想文化和慈善之关联，端赖行动。公益行动有革命和改良两大类。
在《论语》中“行”字凡72见，《孟子》中“行”字凡120多见。孔子“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关于行善（为善），最著名的莫过于《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元朝、清朝虽然是外族统治，也没有跨越“夷夏-内外之别”。就人的此在-限在而言，天父地母，天育地养；就人的存在-归宿而言，天尊地卑、天圆地方、天堂地狱等观念又与前者形成对立统一。这种“天天向上”之教育，必然导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产生了伦理危机。
二十世纪初，废科举兴学校，在“打倒孔家店”的风潮中，“礼教范式”终结。发现（欲望）人和发现（生活和列强）世界成为新文明的主题。行动成了书斋内外的共同期待：中国往何处去？当教育事务由列强做主（当时教育界流行“中学-北大-哥伦比亚”，是为新科举），剩下的，就是民生，就是养。列强只养新科举中的寥寥无几的胜出者，给他们买办位置。大量的中国人在精神事务被接管的真空中筹谋着“自养”。
近代，实业救国的成效，让经济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无论是“富国”还是“治生”、“扶贫”，都比“修齐治平”重要。既如此，行动的地位就高过了知识。可以说，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论彻底清算了古典中国行动文化的先验性和宗教性[1]，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了“养育之辨”，孔孟的“君子”就此变成孙中山的“行动者”（致力于“天下为公”），进而演变为徐永光等人的“希望工程”（致力于教育公益事业）。
[1] 王夫之(1619—1692)在《读四书大全说》（是“明遗臣”王夫之退隐后的读书心得，一共十卷）一书中批评了理学家“知先行后”，认为“格物致知亦是行”，推进了知行关系学说的发展。该书中提到“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卷五）
（二）志 业
破坏容易建设难。当道德滑坡、社会迅速变化带来伦理崩坏，我们需要用传统伦理的“活化”去补位、重整，做社会病的预防和疗愈者。
公益行动者以从事慈善事业为天职的有情怀的人，是以公益为志业的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诚如行动者陈越光先生所说：投身公益探索的人们，实际上是处在这个世界矛盾和撕裂的最前沿。他认为：“一个公益人的伦理，应该是对公共利益充满热情的责任感。”“以公益为志业，在这三个[1]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召唤。”继而他提供了一种理想选择：“一个以公益为志业的人，我们应该有勇气让我们自己成为诗，以我们脚步所至，走出一个远方来！”[2]他的豪迈是有底气的——因为敦和基金会[3]的宗旨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谐。”它在公益界已是一家业绩十分突出的机构。
在当下，公益从业人员就是文化担当者。我们期待，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在物态呈现、思想碰撞、文化反思等方面都会更加精彩！
[1] 一个是公益情怀，一个是责任伦理，一个是专业精神。
[2] 陈越光：《以公益为志业》，载于CFF2008微信公众号2019.11.27。
[3]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简称“敦和基金会”），成立于2012年5月11日，是一家资助型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为浙江省民政厅。它是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会组委会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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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 勇
排版 | 胡葵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