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80年代以来城乡区隔逐渐松动，作家们纷纷将目光投向“城乡交叉地带”或“城乡结合部”。1990年代末和新世纪，中国文学力图把握真正的城乡融合，超越最初的“城乡交叉地带”，朝着“城乡共同体”演化。在这一历史性剧变过程中，城乡两处众多人物及其家庭和社群的悲欢离合，乃是考察最近数十年中国当代文学时应该特别给予关注的内容。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 城乡交叉地带 内部移民群落 城乡共同体
一
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与地区，“城乡关系”各不相同，表现于文学也千姿百态。现代文学中“城乡关系”的时空差异很显著。沈从文的偏僻湘西几乎与现代都市隔绝，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却能轻松往返于他教书的乡下与参加革命运动的上海，“铁路水程，朝发夕至”1。现代文学去古未远，跟城乡有关的一些词汇仍带有古汉语痕迹。鲁迅说他“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2，就有些令人费解。别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即便此刻当下的绍兴也不能称为“都市”。鲁迅所谓“都市”乃古汉语用法，仅指人口密集的城市。在大量创作和翻译中他也频频使用现代意义上与乡村和中小城镇相对的“都市”一词。
沈从文、叶圣陶、鲁迅这三例说明中国现代文学之“都市”与“乡土”概念以及“城乡关系”的复杂历史演化。但无论如何，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包括作家自画像）总是被清晰地安排在城乡两处，也总是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自由穿梭于城乡之间的身影。
“城乡关系”是中国现代文学无法绕过的主题之一，这就容易造成误会，好像只有到了现代才出现大量聚焦“城乡关系”的作品。其实不然。“城乡关系”也是贯穿中国文学史的一条红线。
中国文学史内含的“城乡关系”大致有一个“之”字形发展轨迹。
在古代和近现代文学中，城乡生活形态虽迥乎不同，但空间区隔并不明显，作家及其笔下人物经常往来于城乡两处。到了当代文学时期，尤其1950年代至1980年代，城乡两处人员的往来才稀疏起来，出现了将近三十年的阻隔。1980年代以后城乡区隔逐渐松动，许多作家纷纷把目光投向“城乡交叉地带”或“城乡结合部”。1990年代末和新世纪，中国文学力图实现真正的城乡融合，超越最初设定的“城乡交叉地带”，朝着“城乡共同体”演化。这也可以说是在更高意义上向着古代和近现代的城乡关系回归。
在上述“之”字形历史轨迹上发生的众多人物及其家庭和所属社群的悲欢离合，乃是考察最近数十年中国当代文学时应该特别给予关注的内容。
二
古代交通不发达，但城乡并非隔绝的二元。纵然有城与乡、都与鄙、文与野的差异，但人员进城/出城、离乡/返乡相当自由。古代作家及其笔下人物的活动半径往往超过今人的想象。
楚辞《哀郢》写楚国人民被迫离开都城“郢”而向四周流徙，但屈原并未刻意描写郢都与四野的生活形态如何天差地别，也并未刻意描写逃出郢都的贵族与平民对郢都之外的乡村有何特别的惊讶或陌生之感。全篇交织着身为逐臣的作者与流离失所的楚国民众共同的哀伤，接连“东迁”“西浮”和“南渡”，足迹遍布江、汉、沅、湘四大流域，但始终贯穿着“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的忠君爱国思想，对眼前景物的频繁改换则仿佛无动于衷，恰如另一篇《涉江》所谓“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3。
这是古代作家辗转城乡两处普遍的空间意识。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以及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描写皇家宫室苑囿或通都大邑的繁华热闹，魏晋以后“山水诗”“田园诗”“怜农诗”写山水景物与农家村社，包括迁客骚人对“壮游”或“贬谪”的记录，都不曾刻意渲染城乡的隔绝。杜甫名篇《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聚焦自我内心波动，并不十分在意急剧的空间转换。唐传奇小说写凡人或羽客道流自由出入长安城，谈不上对城乡风俗景物有怎样细致的描写，更没有因为从乡野转到长安或者从长安转到乡野而刻意使用不同的两副笔墨。
明刻“宋元话本”，明以后拟宋之市人小说（如“三言两拍”），明清两代世情（人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以及《水浒传》等“演史”小说，描写城乡两地更见展开。这些成熟的白话叙事作品无论写皇宫内院、贵胄之家、暴发户、市井细民，皆集中于“城市”“都市”“城镇”，空间意识更加自觉，同时乡野村社也愈发立体地展露于笔端。《水浒传》既写了东京汴梁的繁华，也写了渔村、农庄、茶楼酒肆、驿站旅舍、各种规模的庄园以及中小州县府衙与市井的风貌。《红楼梦》描述贾府主仆偶尔下乡（对刘姥姥、袭人、晴雯来说则是回乡），也颇为留心城乡区别，但人物穿梭往来于城乡两处，并未因此受到太多限制。
近、现代小说的城乡描写延续了古代文学的格局而又有显著发展。早在《子夜》写吴老太爷进上海之前，“谴责小说”“狭邪小说”以及民初长篇“三潮”（《广陵潮》《歇浦潮》《人海潮》）都清楚指示了乡下人汇入城市的轨迹。从《海上繁华梦》《海上花列传》开始，“‘外乡人到沪（或游历、或移民、或从商等）’这一模式成了通俗小说的文字漫游热线”，许多“通俗作家”不仅写上海，“也有写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扬州等城市的小说”4。各色人等频繁来往于城乡之间，加强了两处的实际联系，这是现代通俗小说崛起之处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现代作家描写城乡两处家庭与社会，虽各有侧重，却并不隔膜。或如鲁迅、沈从文、吴组缃等更熟悉乡土，或如茅盾、“新感觉派”（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老舍、徐訏、张爱玲、钱锺书等更善于描绘都市。但熟悉乡土的作家也有不少反映城市居民生活的小说，熟悉城市的作家也时常将笔触伸展到乡村。一向被尊为“乡土小说”开创者的鲁迅写北京和绍兴，并不少于写“鲁镇”和“末庄”。沈从文在熟悉的湘西之外也写到上海与青岛。张爱玲《秧歌》《赤地之恋》虽有争议，却不妨归入别一种“乡土小说”的范畴。《倪焕之》《子夜》率先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将城乡放在一起来构思。钱锺书《围城》和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则几乎是城乡各占一半。
尽管更加有意识地触及和强调了城乡差异，但大多数现代作家并未在叙事上设置城乡二元或城乡隔绝的结构。即便主要聚焦北京的老舍和主要关注农村的赵树理等作家，也并不总是将人物的脚步牢牢限制于他们所偏爱的都市或乡村。
现代作家将城与乡打成一片的常态写法，其内在诉求乃是《倪焕之》《子夜》等作品所期待的城乡一体革命联合与现代化互动。鲁迅《故乡》中“我”希望后辈们（“我”的侄子宏儿和闰土之子水生）将来能成为“一气”（类似曹植《求自试表》“分形同气、忧患共之”），则于革命联合和现代化互动之外，寄托了现代作家要求打破城乡壁垒、在情感价值上走向城乡一体（“一气”）的朴素而深沉的愿望。
三
从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开始直至1980年代初，中国文学空间布局上的特点就是连续而鲜明地凸显城乡二元对立与二元隔绝。
1950年代一批代表性作家作品，承继着1948年同时问世的两部反映解放区新生活的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的叙事逻辑，不断宣告城乡两种题材、两个空间分化的开端。
同样从延安文学传统走来的周立波、周而复在同一年（1958）发表长篇巨著《山乡巨变》和《上海的早晨》，颇具象征意味。前者写乡村，基本屏蔽了城市的信息。后者写大都市，也隔断了从乡野吹来的风。同样是北京地区培养起来的共和国第一代青年作家，王蒙的视线基本不出北京城区，浩然则专写北京郊县。城乡两地的分工和分化十分明确。
当然也有抚今追昔、牵挂城乡两头的如孙犁《山地回忆》（1949），或正视城乡隔膜与冲突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1951）。这两部作品都涉及新社会的城乡关系，但都“刚开头却又煞了尾”。深入发掘下去，势必会触碰到城乡分化乃至城乡隔绝的尴尬现实。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1959—1960）反复渲染坚持在农村走合作化道路的梁生宝跟一心想进厂当女工的徐改霞这对农村恋人痛苦的感情撕裂，如实反映了当时绝大部分农民和有机会招工进厂的少数农村青年人生道路的分化。改霞的心结固然是一直无法确定跟心爱的梁生宝的婚姻关系，但这背后乃是因为她不知道留乡和进城究竟哪个属于进步青年的行列而困惑不已。小说写国家分配给“渭原县”的女工名额只有二百八十个，报名的突破三千，仅城关区就一千多，这说明大家都“喜愿参加祖国建设”，连“青年团县委的王亚梅同志”也承认“工业建设需要人，是个事实。青年们积极参加经济建设，也是个事实”。但亚梅同志还是向改霞透露了内情，“党中央和国务院有个教育农村青年不要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事关“社会就业”，“首先要照顾城市居民里头考不上中学的，没有职业的闺女”。这当然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眼下，工人比农民挣得多，所以才会有盲目流入城市的现象”，“将来消灭了城乡差别的时候，才能没有人不安心在农村的现象”。亚梅同志叮嘱改霞“不要在群众里头乱说”的这项内部政策，才是最终决定梁生宝和徐改霞情感关系和人生道路的关键5。
孙犁式牵挂也好，萧也牧式隔膜也好，柳青式撕裂也好，最终结果都是因为“城乡差别”一时难以填平，遂造成当代文学长达三十多年的城乡隔绝。
四
“新时期文学”伊始，城乡关系就趁着“知青返城”大潮再度凸显。卢新华《伤痕》（1978）、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1981）都写到上海知青乘坐火车“返城”。前者是“返城”政策颁布前的个人行为，后者属于“返城”政策颁布后的群体现象。无论如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1982）包含着悲壮的自我肯定，叶辛《蹉跎岁月》（1980）的无奈，还是史铁生《我那遥远的清平湾》（1983）深情的缅怀，各地知青一旦“返城”，就几乎意味着城乡两处再度隔绝。
取材于“知青返城”的小说，顾名思义都是由乡到城单向迁徙。卢新华、王安忆笔下的列车虽然连接着城乡两处，但这一现代化交通工具所维系的城乡之间的脆弱联系反而益发拉长了两处的心理距离，所以在列车上短暂滞留的山村少女“香雪”对遥不可及的远方和城市产生模糊遐想的那一幕（1982，铁凝《哦，香雪》），才格外动人心魄。此时距第一条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京张铁路”正式通车（1909）已经过去73年，距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正式营运（1875）则足足有107年了。
贾平凹《小月前本》（1983）中的渡船，《浮躁》（1986）中重新航行在“州河”上的“梭子船”，也承担了卢新华、王安忆、铁凝笔下列车的功能。在丹江小渡口撑船的“小月”并非沈从文《边城》中“翠翠”的简单复活。和“新时期”众多农家子弟们一样，“小月”一边跟着父辈辛勤劳作于田间地头，一边对“外边的五颜六色的世界”，“作出许多非非的思想”6。《浮躁》主角韩金狗“动不动三天两头到白石寨去，到州城去，庄稼也不在心上精细了”，他一心一意就想着“走出农村，走进州城去”，“把一帮人心都搅野了！”7陈忠实笔下那位“砸不烂的四妹子”从陕北延安嫁到关中，羡慕“村里那些媳妇津津有味地叙说男人带她们逛西安、浪县城的见闻”，不满足于仅仅以“装病”为由让丈夫带着逛一下临近的集镇，她要去更大的天地“闯世事”。
“进城！进城！”几乎成了“新时期”文学内含的一道绝对命令。
但并非每一位在1980年代初触及“城乡关系”的作家都会矢志不移挖掘这一主题。持之以恒探寻“城乡关系”的不是那些“返城”之后不复回乡的“知青作家”，而是世代居住于乡村的“在乡知青作家”，以及一度沦落乡土的年长一辈“重放的鲜花”派作家。路遥《人生》（1982）、张炜《古船》（1986）、贾平凹《浮躁》和王蒙《夜的眼》（1979）、高晓声《陈奂生上城》（1980）都敏锐捕捉到“新时期”之初若干非典型“进城故事”的复杂历史蕴含。
若说有谁始终执拗地叩问“新时期”及其以后的“城乡关系”，大概非陕西作家路遥和贾平凹莫属。继《人生》之后，路遥以《平凡的世界》三部曲（1982—1988）切实记录了乡村青年在初期改革阶段所能走完的全部“进城”之路，由此敷演出以青年农民“进城”为主轴的大块文章。孙少平不愿像哥哥孙少安那样在乡村发家致富做“万元户”，一意孤行，坚持进城当“揽工汉”，但他最后也只能“下矿井”（酷似1950年代与改霞们同时招工进城的那些男工）。孙少平的结局充分说明当时“进城”之路是多么狭窄。
贾平凹《浮躁》中乡民进县城并不稀罕，上“州城”也偶或有之，但像韩金狗那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当上《州城日报》正式记者，或者像雷大空那样做了贸易公司总经理，则属孤军深入的例外。金狗最后不得不离开报社，重回“州河”老家“两岔镇”搞水路运输。雷大空则因经济问题出事，被大有背景的城里人合作伙伴害死在狱中。《废都》（1993）写寄居“西京河南村”（城中村）的“阿灿”、嫁给干部子弟（残疾人）的小保姆“柳月”（是否进城的“小月”？），《高兴》（2007）写进城拾荒的刘高兴和从事“服务业”的孟夷纯，也无不悲悯于乡村青年一厢情愿的“进城”所遭遇的困境。《秦腔》（2005）同样强调进城务工的“清风街”几十个青年与城市的脆弱联系，“除了在饭馆当服务员，大多是卖炭呀，捡破烂呀，贩药材呀，工地上当小工呀，还有的谁知道都干了啥”，他们的结局多半是铩羽而归8。小说借老支书夏天义之口说“这些孩子们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在土地上干活，天底下最不亏人的就是土地啊，土地却留不住了他们！”一边执着于宿命般的乡土情结，凭吊乡土辉煌而宁静的往昔，一边体贴着“农不农，工不工，乡不乡，城不城”的新型农民的煎熬，构成了贾平凹近三十年小说创作难以割舍的叙事圈套。
豪气干云的孙少平宁死也不走回头路，却力劝给工地做饭的“小翠”赶紧回乡，免遭“先富起来”却为富不仁的包工头的欺凌。这是孙少平们无法克服的矛盾。《古船》中血气方刚迷恋城市的隋见素最后也只能像韩金狗以及《秦腔》中那些清风街青年一样折返乡村。农民子弟进城艰难而凶险，往昔辉煌宁静的乡村又注定要消逝，这两个同时存在且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长期困扰着贾平凹、路遥、张炜等“在乡知青作家”，也困扰着许多读者。因此，1992年才姗姗来迟的山东作家刘玉堂《最后一个生产队》踩着历史节拍的现象级写作并未引起过去常有的轰动效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五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之所以要塑造“揽工汉”孙少平这个人物，除了承诺读者续写《人生》“高加林”故事，也与他对改革初期中国乡村社会的清醒认知有关。他发现包产到户固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并不能应对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新问题。农业生产成本高，种地越来越得不偿失，农村家庭普遍缺钱，这一切现象最终凝聚成一个更加突出的社会问题：猛然暴涨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将何去何从？都像孙少平那样进城“揽工”吗？《平凡的世界》确实写了不少“揽工汉”在城里的挣扎，然而当时的城市还不能很好地消化和安排他们。与此同时步履维艰的乡村改革正拖着沉重的历史负担，《平凡的世界》中头脑僵化的田福堂、孙玉厚，《古船》和《浮躁》中如出一辙的村霸赵丙、田中正，这一类“农村基层干部”不仅阻碍农村青年的进城之路，也威胁着他们的返乡之旅。“揽工汉”们不仅眼下艰难，且前景堪忧。
1980年代中期创作成就最突出的三位“在乡知青作家”贾平凹、路遥和张炜对各自所触及的城乡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进入1990年代，同样有“在乡知青作家”身份的阎连科《日光流年》（1997）写“三姓村”历任村长，李佩甫《羊的门》（1999）塑造执掌“呼家堡”大权四十余年的呼天成，以及上述贾平凹《秦腔》所描写的“清风街”老支书夏天义，不约而同地控制村民非必要外出和进城，都处在这一创作惯性的延长线上。
尽管1980年8月深圳特区就已宣告成立，抢先一步的东南沿海商品经济风潮迅速波及大江南北，但文学如何介入中国社会这一剧烈变革，如何关切大规模进城务工的农民的命运，如何感知和预测进城农民工的身份转换与心理波动，以往并无这方面的有效经验可资借鉴。虽然1990年代末在深圳佛山等地就已经提出“打工文学”的口号，但被主流文学界接纳的多半是其中的“白领小说”。即使很快就得到网络加持，但标榜“底层写作”的“打工文学”并未顺利进入大众阅读视野，其影响力基本局限于打工者圈内和少数专业的文学研究者。
2002年问世的山东作家尤凤伟长篇《泥鳅》和铁凝短篇《谁能让我害羞》可算是一次有意味的转折，标志着主流文学界开始正面关注作为群体而非零星个体进城的“农民工”的处境与未来。这两部作品不约而同地提问：如何才能切实解决“农民工”既进不来（不受城里人待见）又回不去（乡村治理的许多难题令许多农民工有家难归）的尴尬？城里人应该如何善待农民工？农民工应该如何理解城里人的难处？在提升乡村治理、解决进城务工的农民后顾之忧的同时，城市治理应该如何将农民工的问题考虑在内？这些问题最终又归结为：应该如何用文学的方式认识新的城乡融合？具体说就是应该如何在文学作品中把握《秦腔》所谓“农不农，工不工，乡不乡，城不城”这一群城市新移民的生存状态？
不妨从这个角度说一说在1970至1980年代转变之际被忽略的电影剧本《大河奔流》（1978）和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1979）。李准描画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黄泛区”起头而遍及中原各省的一幅巨大“流民图”，其中不少流民一度进城讨生活，熟悉了那个时代的城市。但他们的最终目的地不是城市，而只能是乡土的灾后重建。李准热情讴歌“铁牛村”农民千辛万苦回归故里，宽恕和包容逃荒时抛开家庭而一度迷失于城市的那一部分村民，这固然十分感人，但无形中遮蔽了当初流浪的部分村民在城市落脚生根的可能性，也生硬剥离和淡化了他们回村之后的城市记忆。
苦难时代短暂而被动的城乡交集，结局只能是城乡再度隔绝吗？李准的历史书写无法绕过的这一心酸往事，对1990年代和新世纪作家来说似乎已经不再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李准在描画那巨幅“流民图”时始终聚焦家庭伦理，始终关切着夫妇、父子、母女、邻里以及萍水相逢者的情感联系与价值冲突，这一点或许仍然能给予当下文学创作以可贵的启迪。
中国社会在新世纪城市化进程、城乡共建以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所催生的城乡融合与内部新移民群落，距离1970年代末李准书写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局部和被动的城乡交集，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下新兴移民群落的具体类型与复杂境遇不胜枚举。生活有多宽广，他们就有多复杂。但文学的任务并非仅仅向读者呈现这一庞杂的内部移民群落的全景图，还要努力贴近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乡大融合过程中众多情感和伦理层面的新问题或老问题的重新浮现，努力写出城乡融合背景下人心和人情的真实状态。只有立足于人心和人情的真实状态，我们的文学才能切实地打开城乡共同体的崭新历史篇章。
六
思考这些问题，我们还可以回到1980年代初路遥的目光牢牢锁定的“城乡交叉地带”。因为接受与读解的偏差，这个概念如今仍有进一步诠释的必要。
路遥在写于1982年夏的一篇短文《面对着新的生活——致〈中篇小说选刊〉》中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大山田野里长大；又从那里走出来，先到小县城，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是我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而最熟悉的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一地带，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自己感到，由于城乡交往逐渐频繁，相互渗透日趋广泛，加之农村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这中间所发生的生活现象和矛盾冲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在这座生活的‘立体交叉桥’上，充满了无数戏剧性的矛盾”9。起初人们以为路遥所说的“城乡交叉地带”仅指地理上处于城乡接壤的那些地方，亦即传统意义上的“城郊”，顶多再包括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拓展而一时尚未成熟的城市边沿的新社区（“城乡结合部”）。但路遥本人反复强调其真实所指并不限于单纯地理和行政区划的空间概念，而是指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上发生的各种“交叉”：“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社会经历了持久广泛的大动荡，城市与城市，农村与农村，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或返乡加入农民的行列，使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路遥说这番话时还没有提及通过高考进入城市的那一部分农村青年，但他们的身影很快就和“揽工汉”一起出现在《平凡的世界》里。倒是路遥关心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的事实证明并未大量“插队或返乡加入农民的行列”，而是继孙少平之后更加义无反顾地成了各类进城打工者。
在诸多“交叉”中，路遥无疑最看重城乡交叉，“伟大的社会改革，已经使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再不是各自封闭的天地了。它们还将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交叉在一起。而且在未来某个时候，它们的界限甚至会变得模糊不清”。正是在这意义上，“城乡交叉地带”囊括了城乡改革和变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切矛盾”，因此路遥认为“城乡交叉地带”应该是“立体的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10。
不能不敬佩路遥在1980年代初对中国社会所作的整体思考和预言式论断。这种全方位城乡交叉和融合所催生的异常庞杂的新兴移民群落已经在《平凡的世界》中初露端倪，并在《平凡的世界》之后的中国作家笔下迅速成为新型人物群像的主体部分。
他们中间既有曹征路、朱山坡等描写的以厂为家的底层“打工者”，也有“新写实小说”“新都市小说”以及稍晚出现的“新乡土小说”所面对的介乎城乡两地更广大的人群，比如浮沉于“一地鸡毛”式“烦恼人生”的各类“凤凰男”。鲁敏笔下在工厂改制后不得不远走他乡去南方打工的大厂子弟（《六人晚餐》），而另一批白领女性则带着故乡“东坝”的“隐疾”学习如何应对都市生活（《隐疾》）。邵丽《金枝》（2021）和乔叶《宝水》（2022）还写到同样身份的白领女性频频往返于城乡之间，处理城乡两个家庭的伦理危机，同时也寻求自身的心灵治愈。贾平凹笔下西京十三钗风光无限，但几乎每一位都随身携带着一段羞于启齿的前史（《暂坐》）。马金莲《孤独树》（2021）和袁凌的众多纪实小说中那些资深打工者们拼搏多年却很可能仍旧一无所有。他们总是牵挂着打工单位所在的南方城市和只有老父老母与年幼的孩子留守着的西北乡村的“空巢”。陈彦《西京故事》（2012）和《装台》（2014）、《喜剧》（2021）袒露的家庭伦理与个体内心太多令人不忍逼视的苦痛与纠结，令城乡两地原本陌生的人群真正实现了命运与共的交集和交流。
关于近来长篇小说年产量的统计一直众说纷纭，研究界往往只能取其约数，总归不少于数百上千部吧（不包括海量的网络长篇）？但其中有多少直面当下社会现实呢？应该允许文学取材的自由与广泛，但路遥曾经发出的呼吁至今不仅仍未过时，而且似乎更加迫切了，“我们面临的更大任务是要关注我们正在建筑中的新生活的大厦，不能把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拉入生活的‘考古队’”11。借用路遥的说法，书写城乡融合时代内部新移民的生活，正是当下中国作家“面临的更大任务”之一。
七
随着199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类似路遥笔下“揽工汉”在“城乡交叉地带”或“城乡结合部”跟城市居民低水平有限交往逐渐发展为内部新移民群落多种形态的城乡融合，这就给关注“正在建筑中的新生活的大厦”的当代有为作家们提供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尽管户籍制和劳务市场的改革在不同地区的进展并不平衡，但因为交通发达，道路畅通，网络信息空前发展，更因为城乡两地生产关系的持续变革，远比“揽工汉”“农民工”庞大复杂的介乎城乡之间的中国社会内部新移民群落迁徙流动的频率与幅度空前增长，他们寻工、求职、交往、择偶、成家、定居、获取信息、自我学习、自我表达的多样化方式也前所未有。《创业史》作为概念提出的“消除城乡差别”，至少在众多当代文学叙事中已然成为现实。
这一历史巨变首先挑战作家们的创作方式。路遥认为“城乡交叉”既然日益广泛，某些前辈作家瞄准某一地域的“蹲点”式创作方式可能已不再适用。他采取不同于陈忠实的另一种方法来“剥离”自己与精神导师柳青的关系，这无疑启示了后来的作家观察时代的眼光至少应该同时覆盖城乡两地，应该力求精准地捕捉和透视频繁穿梭于城乡两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的喜怒哀乐，应该比当年孙犁、萧也牧、李准等作家更能体贴新世纪城乡交融过程中各色人等的伦理冲突与情感联系。
这里仅以出道有先后的两位陕西作家贾平凹和陈彦的长篇小说创作为例，看看新世纪城乡融合带给文学书写哪些新的可能性。
贾平凹许多触及城乡融合的作品，其中城乡两处人员交往的方式往往比较单一。《浮躁》中金狗应聘做记者、雷大空做贸易公司总经理，只是“州河”上特别出类拔萃的两个青年农民个体的造化，不具有多大的代表性。何况这两位最终还是无法在城市站稳脚跟。《废都》写住在“城中村”的阿灿和小保姆柳月，仅仅因为认识作家庄之蝶，这才进入叙述者的视野。无论阿灿还是柳月都是在城里单打独斗的冒险家，跟城里人交往有限，相互之间也缺乏呼应和互助。《高兴》中进城拾荒的刘高兴并没有认识几个城里人，他在城里真正有深度交流的孟夷纯也是来自乡下的打工妹。直至《暂坐》，这个局面才有所改观。多半来自乡村的“西京十三钗”不仅已然扎根城市，一定程度上还引领着城市的生活风尚，但然是如此，这些都市成功女性又几乎无不拥有各自不可告人的成功前史，犹如鲁敏笔下人物的“隐疾”，提醒着她们与城市生活之间难以消除的疏离感。
陈彦起步于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的系列长篇，一开始就以城乡融合为清晰的时代背景。《西京故事》的故事主体是来自乡下的大学生姐弟与大学师生的深度交流与情感价值的冲撞。与此同时进城务工的农民不仅可以平视城里人，也懂得如何学习城里人的规矩，跟城里人正常交往。小说还讲述了街道、公安等政府派出机构对规模巨大的农民工聚居区域提供系统的政策性援助。《装台》中由城里人“刁顺子”牵头但主要由农民工组成的民营装台公司几乎垄断了西京城主要的装台业务，这些农民工不仅掌握了熟练的装台技术，还每天学习跟各式各样的城里人打交道。《喜剧》男女主角是一对城乡结合的夫妻。丈夫贺加贝是在城市长大的著名喜剧演员，妻子潘银莲是来自乡下的宾馆服务员，但潘银莲无论对喜剧还是对人生的感悟都令丈夫贺加贝望尘莫及。长篇新作《星空与半棵树》（2023）围绕“大树进城”和农民上访这两个重大社会问题展开叙述，令人信服地说明既然新的城乡共同体已经形成，面对城乡两处紧密交织的复杂社会问题，任何单方面的努力都很难奏效，只能诉诸城乡联动更具整体观的国家治理方案。
尽管许多出生乡土的资深作家可能还会继续感叹城市既不能安身立命而乡村又是回不去的旧梦，但包括他们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或早或晚都会直面城乡高度融合这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从“新乡土文学”“新都市小说”到“新新人类写作”或“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潮流的命名无论如何与时俱进不断更迭，最值得读者大众关注的无疑还是真正能抵达城乡交融现场、透视城乡交融实况的那一类创作。实际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作家不仅将城乡两处社会生活与人情物理尽收眼底，令人信服地构设面向城乡共同体的全局性叙事框架，而且作家们所采用的也是能够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城乡共同体的同一副笔墨，不至于在城乡两处的空间切换中左支右绌。
打破固化的二元疏离与二元对峙之后，如何更深刻地展现终于走到一起的城乡两处国人在价值观念与情感道德层面的深度交往与融合，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建构新的“城乡共同体”，这应该是当下中国文学家们不容推卸的责任。
注释：
1 陈福康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叶圣陶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1版，第170页。
2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1页。
3 此处《哀郢》《涉江》原文皆引自马茂元选注《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2、135、138、127页。
4 范伯群：《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章培恒、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3页。
5 柳青：《创业史》（第1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445-447页。
6 贾平凹：《小月前本》，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7 贾平凹：《浮躁》，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8 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496页。
9 路遥：《路遥精品典藏纪念版·散文随笔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106页。
10 路遥：《〈路遥小说选〉自序》，转引自《路遥精品典藏纪念版·散文随笔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页。
11 路遥：《关注建筑中的新生活大厦》，转引自《路遥精品典藏纪念版·散文随笔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10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