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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文名世。先生文章既有学术性又有思想性，两者融一炉，完美结合。因此，有人称先生是学者型思想家，也有人称先生是思想型学者。从学术角度看，先生文章思想深刻，发人所不见；从思想角度看，先生文章学养深厚、功力非凡。故而，称先生为学者型思想家或思想型学者，两者皆通。 先生晚年倡“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先生行文历来如此，此主张可谓夫子自道。既历来如此，何以晚年才提出？由此可见先生对口号之慎重：自己做不到或仅仅一时一事做到，决不可作为主张提出，唯反复实践证明自己确实能做到，才可作为主张提出。先生这种处世态度完全符合“知行合一”、“讷于言而敏于行”之古训。 百年来学界、文坛今日提主张，明日喊口号。文人、学者喜作无根高谈，阔论而不践于行。相较先生之严谨，高下如云泥之别。 难怪先生反思五四，发现五四期间喊的最响的口号“民主与科学”，其内容却极度贫乏。提口号的人，既不了解民主也不懂科学。甚至在行为上反民主反科学。如陈独秀发动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却霸道的“不容讨论”，连有民主素养的胡适也发文说“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正因为喊口号的本身不懂民主和科学，又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陈独秀1915年喊出这口号，1919年还复述了这口号，到了1920年却接受阶级斗争理论，转为反民主，把民主说成是资产阶级护身符。 通过把口号和实际相联系的比较分析，先生得出结论：五四价值不在民主和科学，而是思想独立、精神自由。因为后者的提倡者陈寅恪，不仅提倡，而且终生身体力行，卓有成效。有些学者虽然没有喊这口号，如王国维、杜亚泉等，他们的行为却是始终实践着这主张。 按照先生提出的新标准，五四人物就得重新排队了。 先生反思五四，对五四重新估值，不仅只是针对历史，而是有很深的现实意义。先生循名责实，以“言必行、行必果”为准则，衡量人物不只是看他喊了什么口号，说了什么，还要看他做了什么，产生了什么结果。先生这种方法无疑给了我们一种智慧，使我们以后很容易识破空喊口号的欺世盗名。举个例子来说，正是受先生启发，我对“民国之父”孙中山的结论是：孙中山实际上是党国之父。 先生对五四的反思，也使我警惕自己：决不可空谈自己做不到的高论。当看到听到某种文化的或者政治的高调，我就知道应该去寻根究底这种高调的全部理论根据，还要看提倡者是否真的在实行。 毫无疑问，先生这种方法如能普及，必将大大增加以口号和空谈欺蒙人心者的困难。 以上这事例可以看出，先生不仅仅是学术和思想兼备的学者，他的智慧直抵世道人心。 先生何以会成为这样一个学者？ 先生童年是在清华南院度过的。先生父亲那时在清华任英文教授，还担任过清华注册部主任。南院邻居是清华著名四大导师：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先生母亲不但记忆力好，古典文学修养也好。先生从小对文学的爱好就来自母亲熏陶和三姨母影响，文学爱好培植了先生的同情心和对美的欣赏力，而父亲以极为赞赏的口吻说到四大导师，潜移默化影响了先生幼小的心灵：他们成了他潜意识中的榜样人物。因此先生到了晚年，常情不自禁回忆清华南院的生活，回忆四大导师。他把陈寅恪、王国维视为精神上的同道，心灵的知音。 军阀混战的年代，清华南院是世外桃源，出了清华南院看到的就是另外一番景象。尤其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时事日艰，父亲对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积极支持，激发了少年王元化的爱国热情和心忧天下的情怀。这情怀贯穿了他一生，他的思考他的情感总是和中国的命运，中国向何处去紧密相连。临终前两天，北大教授汪丁丁到病榻前来看望他，先生从半昏迷中醒来，看见汪丁丁，很费力说出的是：“你看今年中国经济形势怎样？”思虑天下，是先生生命存在的主要形式。 先生在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里，始终是文化思想界领军人物。一个步入老年的人，思想居然如此敏锐，令人啧啧称奇。其奥秘就在于先生思维的焦点始终针对着社会现实。他的学术命题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 先生十五岁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又加入了共产党，在上海地下党文委工作期间，是他童年学者梦想和少年忧民爱国情怀的初步结合。 上海地下党文委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非常罕见的团体。这个团体凝聚着才华卓越、品德高尚、富有理想的知识分子。这个团体里有孙冶方、顾准、姜椿芳、林淡秋、黄明、陈修良等。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我是吸取上海地下党文委的精神乳汁长大成人的。文委中那些至今令我难忘的人，他们对我的思想形成和人格的培养，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这个团体的成员，待人热情无私、平等真诚，尤其在提携后进、奖掖青年、帮助青年成长方面，真正做到了胸襟宽广、光明磊落。先生不满二十岁即小有文名，有一阵热衷于发表，对文字不加磨练。戴平万、林淡秋等多次劝说，年少气傲的王元化不予理睬。他们看先生不听劝说，就整整两年不发表他的文章，先生苦闷中只好修改和磨练自己文字。两年后，先生的文字果然脱胎换骨。先生文字洗练凝练，和这段经历很有关系，他晚年提起这段经历，对那些无私帮助他的人充满了感激的心情。难怪一九八三年一月我初见先生，先生就告诫我：“不要轻易下笔。” 地下文委这个团体，最为可贵的是追求真理的执著和坚毅，甚至不惜为真理而献身。这个未经过延安整风改造的团体，解放后果然一个接着一个为真理付出了巨大的、甚至生命的代价。中国步入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后，这个小小团体居然出了三位对中国思想界有巨大影响的人物：孙冶方、顾准、王元化。这一事实固然表明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最终是不可战胜的。另一方面也表明，思想独立，精神自由是多么重要。它不仅是民主的基础科学的基础，也是人才成长的基础，更是中国文化重建和创新的基础。 思想独立，精神自由，谈何容易。尤其在中国，多年来形成了灌输式教育、不鼓励独立思考的习惯性力量。要自觉追求思想独立，精神自由，必须要对灌进脑袋里的观念、教条来一番清理和审视，方能浴火重生。而更为困难的是，坚持思想独立、精神自由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当延安派来的官员考察上海地下文委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态度，先生坦率的表达了不同意政治第一，艺术第二。因此，被延安来的上级视为“不可靠”，临解放前的两年内不安排先生的工作。这是先生为说真话第一次付出的代价。 相比解放后因为胡风事件坚持说真话所付出的代价，这第一次的代价简直不算代价了。仅仅因为不愿跟随组织上说胡分是反革命，先生就被关押隔离两年之久，放出来后，胡风分子这顶帽子将他打入了谁都可以欺凌侮辱的政治贱民。这巨大打击，轰毁了先生原先认为美好的东西，心灵失去归宿，精神一时崩溃。在生与死的挣扎中，黑格尔崇扬精神力量的哲学鼓舞了他，先生说“我曾经一遍一遍重读书前所载黑格尔在柏林大学授课前向听众所做的《开讲词》：‘精神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那隐闭着的宇宙本质力量自身并没有力量足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对于勇毅的求知者它只能揭开它的秘密，将它的财富和奥妙公开给他，让他享受。’我每次读《开讲词》这几句结束语，都会感到心情激荡，它体现了文艺复兴以来对人和人的思想充满信心的那种坚毅的人文精神。在那些愁苦的岁月中，它增加了我的生活勇气，使我在隔离中不致陷于绝望而不可自拔。” 精神力量不但使人有勇气面对厄难，承受打击，而且“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力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先生语） 凭借精神力量使自己重新挺立起来之后，先生关注现实关注中国命运的热情重又点燃。他六十年代撰写《<文心雕龙>创作论》，明显是针对被奉为圣经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七十年代举国上下评法批儒狂潮中，他却以沉勇坚毅的精神写下了《韩非论稿》，对建立于法家思想的中国两千年来的苛政暴政以及阴险毒辣的权术痛加批判。 先生的状态和陈寅恪晚年自述诗很相似：“平生所学唯余骨，晚岁为诗欠砍头。” 这“唯余骨”就是风骨。陈寅恪、王元化这辈学人与现代所谓专家型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现代专家型知识分子所学都只是作为知识成果呈现，和自己为人处世没什么关系，甚至连公共知识分子也被界定为对公共领域话题发表言论的人，只是一种言说的存在。而陈寅恪、王元化他们所学会转化成自己的人格、风骨和尊严，正因如此，他们逆境中敢于不避风险，撰写“欠砍头”的文章，顺境中不被声名所累，依然执著的以孤往精神追求真理。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之学，就是所学为了增长自己的学问，健全自己的人格，增强自己的精神力量以及提升自己的品行。为人之学，就是所学是为了获得外界的肯定。显然，陈寅恪、王元化是属于为己之学。 有人说，王元化走了，象他这样学贯中西通古今的人物今后难以再有。如果从先生的天份，家庭背景和成长的社会背景来看，我同意这观点。 但是从超越小我，心系天下，从勇于捍卫自己人格和做人的尊严，从做人做事的认真和求真这些方面来说，人人都可以追随可以学习。 学问学问，如果不能影响我们的为人处世，这样的学问有什么用？学问最大的价值不就在于立人吗？理解了学问真正精髓之所在，也就理解了陈寅恪、王元化他们。
文|吴洪森（我校中文系1985级硕士研究生校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