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勇
本文以水救、急救和环保组织为例，研究了某些创业型志愿服务组织，认为它们组成的公益集群是富有生命力和创新精神的，肯定了社会组织负责人“以生命影响生命”的行动传播。提出：壮大慈善公益集群，发展志愿服务事业，可以更好地传播中华民族精神。
体育-应急类志愿服务组织和环保组织一样，都是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的活动主体。
以毛泽东、贺龙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十分重视体育运动，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对游泳、打球等运动情有独钟。1917 年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论文《体育之研究》，署名“二十八画生”。文中，青年毛泽东倡言用体育“救国救民”。体育-应急类（或从体育运动中衍生的）志愿服务组织，往往以“武化”面目示人，与教育类、文艺类、医疗类志愿服务组织在“文化”上稍逊一筹。加之，如今主流的社会公益观念不重视危险公益，造成了体育类志愿服务组织难登大雅之堂的现状。
其实，体育-应急类志愿服务组织从事的救援、救助、救生活动是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活动的重要方面，对于激发社会参与、创新社会治理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为保障和推动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国务院出台了《志愿服务条例》。《条例》明确规定，志愿服务组织是指“依法成立，以开展志愿服务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这些组织有一些是从事危险公益的机构，有一些是正在孵化的危险公益项目团队（扩大了《条例》相关界定的外延）。
危难关头提供救助、以“救急难、解民危”为特色的危险公益，对于发扬和传播红船精神而言，至少有以下四个优点：
一、民族精神与危险公益互相体现
本文研究的创业型志愿服务组织，主要指的是创办时间较短（五年以内）、年度资金规模在100万以内的志愿服务组织（含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公益团队、网络社会组织）。
新时代公益创业与老一代革命家红色创业，是在不同时代背景和话语体系中的两种创业。他们之间有许多不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前者是改良性的，后者是革命性的。
最大的相同之处：这两类创业者都面临艰难险阻，都在破阻前行中，苦撑待变。
“危险公益”指的是在行动中会造成人身安全问题、危及生命或其他严重冲突的公益项目。它和“紧急公益”是等义概念，二者都在“效能”方面优于“安全公益”和“非紧急公益”。有人认为，非紧急公益，对应的可能是“伪需求”。
二、危险公益有利于公民道德建设
柏拉图在《理想图》第五卷中说：“为了国家的利益，还有什么事比尽量提高一国男女的品质更重要的呢？”“而我们的音乐和体操教育可以做到这一点。”并且作者把它提到很高的地位上去认识了：这不但可能，而且能使用国家受到最高的利益。其实，无论社会变迁多么巨大，在劝善方面，古今中西是一致的。志愿服务组织的能力建设与危险（紧急）公益项目发展密切相关。能力建设的灵魂，是基于社会正义的道德伦理建设。
为了伸张正义，不顾危险，挺身而出。笔者认为，北京蓝天救援、浙江嘉兴市益弘救援中心等“救”字头的志愿服务组织是正义主题最合适的代表。
三、危险公益响应了组织创新
国家层面，最近一轮中央机构改革，国家应急管理部应运而生，旨在提高国家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改革成果。应急管理部的成立说明危险（紧急）公益的地位正在提升。
在基层，从事危险公益的志愿服务组织不断涌现，成为国家应急体制的有益补充。救援队越来越多了，危险公益项目宣教进社区，日益贴近百姓生活，弘扬红船精神，那些高举“救在你身边”旗号的志愿服务组织主动加入了“走向生命关怀的制度安排”。
四、危险公益发展了中国实践智慧
（一）（行）义者替天行道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发展了中国实践智慧。他在这篇论文中说道：“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用中华传统体育精神对“武德”的偏执来看，体育运动是修身、劝善和行义。很多武术家是替天行道者。故此，性善论成为中华体育文化的主流思想，很多人因为没有看清“武教”的修身性质，所以就要不要“虚其身体”问题争论不休。其实，武者大都是忠君爱国的，他们也要劝善，高举善（的价值）性、紧急性。
天道（包括武道）是基本的中国慈善思想范畴。直至今日，天（God）都是危险公益的行动者“替天行道”情怀的理据。
（二）社会工作学与慈善：实践智慧中的结合
志愿服务、公益慈善和社会工作的正义性是不偏重强权或强势而关切弱势及弱者。
时移世易，随着历史发展，彼时社会工作服务对象中的典型人群是妇女、儿童、残疾人，此时社会工作服务对象中的“非典型化”，只要对社会工作者提出需求，即可成为（潜在）服务对象。
扶助弱者是社工的正义关切，而对强者继续施教使其得保持与发挥对社会应有的贡献力量在“各得其所”意义上完成其正义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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