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社会建设人才史的文化传统
“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语出《易经·系辞传上》，这句话直译为：“成全万物的本性并保护其生存，这就是通向道义的门径”。
李 勇
一、绪论
人才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兴起，得益于博物学传统（强调“有利于”）。品藻人物之风，得到统治者的关注，致使人才学在魏晋南北朝得以兴起。将品鉴人才与品鉴珠宝货物一样，变成一门学问，既是进步，又是将人“物化”。南朝梁人钟嵘著《诗品》，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对由汉迄六朝几乎所有著名诗人，都评论了一番。其中被杀害、受诛死的诗人：魏之何晏、嵇康，晋之陆机、陆云、潘岳、石崇、张华、曹摅、刘琨、卢湛，宋之谢灵运，谢混、袁淑、王僧达、鲍照，齐之谢朓，东晋诗人郭璞（字景纯）等。
博物学传统之下，人才就是货品。各类人才参与的社会建设分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古代的和谐社会谁在建设？当然是有民本主义文化情怀的人。当然，古代“民为邦本”、“以民为本”的意思，和当今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不同，前者的意思更接近于“以家里豢养的鸡鸭猫狗为本”，没了它们，家底就空了，日子也就没法过了。
一）《人物志》
传统人才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的。三国时期魏国废除察举制、实行九品中正制，“受诏作都官考课”的刘劭写了《人物志》（英文译本名为《人类能力的研究》，将才、德并列标举，首重“清节之业”），为了“量能授官”，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人才学著作。
在《人物志》中，刘劭专注于拔选人才的标准。刘劭的品评，以中和为最高，讲究平澹无味，是为圣人。所谓中和，在于兼具“平澹”与“聪明”。除中和外，其余为偏至之材。
《人物志·序》：“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和察人是为了成功，即所谓“达众善而成天功”。《人物志·流业》：“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辨，有雄杰。”区分人的材质，是为了在政治上委任：“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清节家是第一种：“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之家，延陵、晏婴是也。”文中提及儒学人才怎么任用？“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
二）《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这本富含人才学思想的著作，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又名《世说》，是一部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时豪门贵族和官僚士大夫的言谈轶事的书。
《世说新语》包括“德行”“政事”“言语”“文学”等三十六门，和《人物志》一样，也有大量品藻人物的文字。二书都将人品或德行放在人才素养的第一位。《世说新语·文学》开篇讲的并不是文学或艺术，讲的是经学，后面还谈到佛学。
三）善的传统
博物学传统将一切客观化、显性化，伤害力很大，好在“善的传统”（强调“有益于”）与之抗衡，起到了一定的拨乱反正作用。
主张学而优则仕、一心为政的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清末名臣曾国藩是剿灭太平天国的主帅，他将《人物志》置于案头，研读后，将心得写成一部关于相人识人的作品：《冰鉴》。据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容闳（1828-1912）回忆，1863年入曾国藩幕，见到曾时，曾的目光射在他脸上，打量良久，方才说话。后被曾派往美国购买机器，筹建江南制造局。
《人物志》里的人才，是施善政之才。施仁政、建设王道乐土是古人的追求。在人才学思想史上，儒家“为己之学”则首先叩问内在的修为。《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爱之人，是仁政的基础。
古代人才以政治为主。为统治者服务、不重技而重道，以善为美、以善为教，是中国古代人才教育的核心特点。
像《人物志》那样将人才细分，对于研究人才学是必要的。本文从政治人才、慈善人才、教育人才和文学人才四个方面考察中国古代人才教育及其思想文化。
凡是史书上记载的、有助于各项事业发展的人，都可成为人才。《人物志》认为，古代的人才要符合“中庸（和）”这个核心标准。人才是“义”者（语出《中庸》：“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吉人”（语出《太上感应篇》：“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等。研究他们，可以大大丰富中国人才学思想，是很有价值的。此外，还有文献学价值。因为，从政治史看，明代东林书院是一个政治集团，从文学史看，东林书院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诗歌团体，从慈善史看，它是善行团体。从不同侧面，“还原”东林书院，让今人理解古籍里的文化。
二、政治人才
先开列一个名单：
一）在朝者
1.【春秋战国】孔子。儒家的“大成至圣先师”，他在鲁国官至司寇，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等政治思想。他拥有教育社会组织的开辟之功，民间办私学的传统对后世影响甚巨。他主张“为己”，从精神内部的两个方面来改良社会：积极方面：“仁政”思想对统治阶级行善修身、重视慈善事业，具有指导意义；消极方面：“克己复礼”思想对抑制私欲起到了积极作用。孔子在政治上是一个失意者，但他在政教方面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影响甚大。
2.【春秋战国】墨子。主张“兼爱”“非攻”，提倡“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多财，财以分贫也”，“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3.【春秋战国】范蠡。政治家，他曾经帮助越王勾践复国雪耻，后来乘扁舟流落江湖经商，而且变名易姓为“陶朱公”，首富。
4.【西汉】黄霸。劝课农桑的循吏。汉武帝末年，捐官出仕，先后任河南太守丞、廷尉正、扬州刺史、颍川太守等地方官职。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出任丞相，总揽朝纲社稷。
5.【西汉】召信臣。循吏，被百姓誉为“召父”，水利专家，扶贫活动家。《汉书·召信臣传》说他“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
6.【新朝】王莽。后人多称其“伪”，他力行俭朴、恢复井田，是复古主义者，东汉朝修订的《汉书》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类。黄仁宇说：“他尽信中国古典”，胡适认为他是“社会主义者”。
7.【东汉】宣秉。光武帝时的名臣。少有节操。后托病不仕王莽。更始时，应征为侍中。光武即位后，任御史中丞，迁司隶校尉、大司徒司直。性节约，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家无担石之储，以清廉著称。
8.【东汉】王丹。王莽时，连征不至。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急。
9.【魏晋南北朝】路邕。北魏时“良吏”，任魏太守时，每天从家中自出粟谷，去赈济贫苦百姓。
10.【隋】公孙景茂。史称他在平陈战争中减俸禄买汤药救助患病军人；在道州时以官俸买牛犊鸡猪救济贫苦。官终淄州刺史。大业初卒于官，年八十七岁。
11.【隋】辛公义。史载他出任四川岷州刺史时，当地多灾多病，而百姓又特怕染病，“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以致“父子夫妻，不相看养”。辛公义决定用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召百姓，当暑月疫情严重时，他让部下将境内所有疾病患者都用麻板抬到自己家来，病人达到数百，厅堂和走廊都住满了，他自己亲设一榻与病人住在一起，终日连夕与病人相对询问。这一期间所得的薪俸全部用来买药给病人医治，还亲自料理病人饮食起居。结果病人全部痊愈，也从此改变了地方的陋习。
12.【北宋】范仲淹。名臣，范氏义仓、义田创办者。也是文学家。
13.【明】高攀龙（闻锦衣卫来捕，跳井而死）。东林学派（集于东林书院讲学的一帮学者）主将，与钱一本、陈幼学、叶茂才等组织同善会，将东林书院发展成一个具有民间慈善功能的学术团体。
14.【清】陶澍。创立丰备义仓。
15.【清】林则徐。创长元吴丰备义仓，虎门销烟。在新疆大做善事，修伊犁龙口渠等等。
二）隐者
宋代大文豪苏轼： “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与王庠书》）可见，隐逸文化对苏轼影响很大。
隐逸的生活方式，源自儒经：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论语·微子》第六章）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 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 （《论语·微子》第七章）
荷蓧丈人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孔子并没有反唇相讥，看来他对隐逸之人还是很客气的。子路自己说：“ 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代表了儒家对隐者的温和的反对态度。
也许，孔子在不得志的时候，也想过去避世隐居。勇武的子路追随自己的老师，没有追随隐者，最后死于非命，被剁成肉泥，很悲惨（也可以说很壮烈）。《晋书》《新五代史》《隋书》等正史皆有隐逸传。“圣代无隐者”，史家说：这类人独来独往，如果遇到可信赖的君王，他们会出仕的。 东汉名臣、大善人王丹曾经是隐者：“王莽时，连征不至。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急。”
三、其他类人才
无论如何，中国古代社会建设人才的文化情怀是以儒经为主要历史理据的。慈善人才的“道义担当”，教育人才的“性善论”，文学人才的“不朽观”，科技人才的“技进乎道”这就是他们的文化情怀。按照今人的说法：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有二种“利他”：客观上、行为层面对他人好，主客观统一、修养侧面对他人好。讲究“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中庸》）的儒家，更看重后者。有人说，讲究“道义担当”的儒家伦理学主要是德性伦理学。“性善论”者孟子认为，“可欲之谓善”“舍身取义”“识其大体为大人”。《孟子·尽心上》分析圣贤和不开化者：“舜……其所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几希”这么一丁点儿，就是“义”（《荀子·王制》：“禽兽有知而无义”）。
古人将人分圣、贤、愚、不肖等类，若是圣贤居下而愚不肖居上位，国乱事不成。儒学发展到王阳明，讲究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更加重视慈善的民间实践。到了清朝，人口爆炸，天灾人祸等社会问题也激增，社会发展之刚需，刺激了慈善人才成长，相应地，伪善者（与“假道学”一样）数量也大现涨势。
一）慈善人才
1.【春秋战国】黔敖。财主，中国“粥厂”始祖。“嗟来之食”的典故，由他而来。《礼记·檀弓》记载，春秋时代的某一年，齐国大饥，好心人黔敖制作食品，放在路旁，等待饥饿的人来吃食，一位饿肚男子眼睛不怎么看得见，还用袖子遮着自己的脸，步履艰难地走来，黔敖左手拿着干粮，右手端着汤水，大声地叫着：“嗟！来食！”这时来人扬起头盯着黔敖说：我就是不要这种不尊重人的财物和舍施，才落到没有饭吃的地步；你施舍一点东西，就如此得意的样子，我是不吃“嗟来之食”的。说着扭头就走，黔敖感到自己修养不够，不应该显出德色，连忙追上去认错，请他回来吃饭，但那人终不回头，活活饿死。后来曾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人。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孔子的晚期弟子之一，与其父曾点同师孔子，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听到这件事，认为那人开始可以离开，待到黔敖谢罪的时候就应当转回来。
2.【北宋】大峰和尚。佛教慈善践行者。
3.【明】杨东明（1548-1624）。同善会首创人。同善会慈善事业主要内容是向社会宣扬良好的道德风俗，收养生活无着的贫困孝子、节妇和贫老病者，资金由同善会员集体募捐。同善会的慈善活动，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日本学者夫马进专门著有一本小册子《同善会小史》。
4.【清】彭定求（1645-1719）。康熙十五年（1676年）状元。创惜字会，雇人广收字纸，每年焚灰计两千余斤，后来他的孙子彭启丰又高中状元，子孙科第连绵。
二）教育人才
1.【春秋战国】孟子。曾任齐宣王客卿，并无实权，也不得志，辞职回乡讲学。《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作为儒家的“亚圣”，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王道”和“民本”，但他的政治功业并不彪炳，其主要功业在教育方面。任稷下学宫的祭酒。
2.【元】许衡（1209--1281）。长期担任国子监祭酒，主持教育工作，承宣教化，不遗余力。许衡以“乐育英才，面教胄子”为宗旨，故其门下不仅有大批汉族学生，还有不少蒙族弟子。他施教的原则是“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即循循善诱，潜移默化。至元八年（1271年），许衡奉元世祖之命，负责培养一批蒙古贵族子弟，在他的辛勤教育下，这些不懂汉文的青年也都成为“尊师敬业”的优秀儒生。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致位卿相，为一代名臣”。众多弟子如姚燧、耶律有尚等皆学有成就。
3.【清】吴之振（1640—1717）。积极参与乡村建设（赈灾、筑路、浚河、育婴、恤孤、施药、助葬），修地方志。长期在浙江桐乡书院任主讲。
4.【清】武训（1838-1896）。行乞修建义学的义丐。
三）文学人才
1.【魏晋南北朝】刘勰（约公元465—520）。这个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陆机《文赋》中“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说的是一个范式里的不同文体。什么范式？“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是为禁制范式。禁制范式下的文人们还是争着到诗的殿堂去结赏，为此，他们顺着“玄风”之势，参与了知识竞赛、在“文学自觉”中确立了文学作品的人才学批评，以钟嵘为集大成者。刘勰代表作是《文心雕龙》，该书《时序》篇有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何言乎？”后来，在《诠赋》中说“情以物兴”“物以情观”。
2.【唐】孟郊（751-814），唐代诗人，字东野，唐代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祖籍平昌（今山东德州临邑县），先世居洛阳（今属河南）。现存诗歌500多首，以短篇的五言古诗最多，没有一首律诗，最著名的是《游子吟》。韩孟诗派领袖。
3.【宋】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
4.【元】关汉卿（1234年前-1300年左右）。著名戏剧家，元杂剧奠基人。代表作：《窦娥冤》（全称：《感天动地窦娥冤》）。
5.【明】汤显祖（1550—1616），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34岁中进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明万历十九年（1591）他目睹当时官僚腐败愤而上《论辅臣科臣疏》，触怒了皇帝而被贬为徐闻典史，后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一任五年，政绩斐然，却因压制豪强，触怒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终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愤而弃官归里。家居期间，潜心于戏剧及诗词创作。在汤显祖多方面的成就中，以戏曲创作为最，其戏剧作品《牡丹亭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其中《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
6.【清】李渔(1611-1680年)，原名仙侣，号天征，后改名渔，字笠翁，一字笠鸿、谪凡。李渔祖籍在浙江兰溪下李村,生于雉皋(即今江苏如皋)。李渔是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戏曲和小说作家，他仿照《声律启蒙》写的旨在作诗的韵书因此叫《笠翁对韵》。
7.【清】曹雪芹（约1715—约1763年），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作者。
四）科技人才
1.【明】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东长街之瓦屑坝（今博士街）人，出生于行医世家。明代著名医药学家。后为楚王府奉祠正、皇家太医院判，去世后明朝廷敕封为“文林郎”。著《本草纲目》，此外对脉学及奇经八脉也有研究。被后世尊为“药圣”。
2.【明】徐光启（1562年-1633年），字子先，别号玄扈先生，上海县人，明末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译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著作，撰《农政全书》。
四、两种文化传统
一）伪善：博物学传统之下
上面这些人才中，只有一个是“首富”，一个是不得善终的皇帝，大部分是官绅，绝大部分是文化人。
以上二十余位，有二位与“伪善”沾边。何为“伪善”？笔者认为有二种：一是主客观不一致，好心人把善事做成了坏事，也就是俗话讲的“好心办坏事”“好心做错事”“好事没办好”；二是主客观一致，心术不正的坏人出于种种考虑去善事。后者是“伪慈善”的重点研究对象。
《清诗铎》中有一首有规劝官吏不要发灾荒财的诗，诗人郑世元（康熙时举人，约公元1735年前后在世）在《官赈谣》一诗中咏叹道：
黄须大吏骏马肥，朱旗前导来赈饥。饥民腹未饱，城中一月扰。
饥民一箪粥，吏胥两石谷。我皇圣德仁苍生，官吏慎勿张虚声。
这首诗反映的就是第二种“伪善”，后果很严重。
春秋战国时期的黔敖和西汉末年自创新朝的王莽，则属于第一种伪善。著有《中国文化史》的著名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以汉朝为出发点对王莽的历史评价不公，即将王莽的优点全部用一个“伪”字概括。王莽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对人越谦虚，而且自己与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终接近清贫，甚至王莽的妻子因为穿着朴素出门迎客被认为是仆佣。吕思勉认为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而王莽代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却并无改变，一生作为如一，又如何能称其为伪？更重要的是，王莽复古色彩的改制（“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西汉及以前，凡是谈论政治的人大多对社会现状进行攻击要求改革，至东汉及以后，玄学、佛学先后兴起，都强调适应社会，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诸如恢复井田等，其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先秦以来仁人志士的公意，无论成败，都应由抱有此类见解的人士共负，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责。（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
二）道义：善的传统之下
1.善举
有古代“道义担当”的人才不等于如今的各行各业工作者，也不等于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慈善家。例如宋朝人范仲淹，有称他“名臣”、“文学家”、“政治家”的，清以前，没有人称他“慈善家”。慈善人才必有“善举”。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日本人夫马进认为：“当时人们人为善的事情，如宣讲圣谕、架设桥梁、经营义学、励行放生、收埋尸骨、施药诊病、回收字纸等等，都称作“善举”。
2.劝农文化中的人才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是传统。人才学思想的发展，不仅放在政教文化中考量，还要放在劝农文化中考量，才显得工稳。
古代皇帝“籍田”礼。古代吉礼的一种。即孟春正月，春耕之前，天子率诸侯亲自耕田的典礼。它是“祈年”（祈求丰收）的礼俗之一。又称“亲耕”，寓有重视农耕之意。自周、汉以下,各代多行之。《诗经》有大量反映西周春秋时期“籍田礼”的诗歌。
《中国救荒史》将“重农”“仓储”“水利”“林垦”（植树造林）等作为“积极救荒的政策”，其实，这四者都关乎劝农文化。
《牡丹亭》“第八出·劝农”中，女主人公杜丽娘的父亲杜宝老爷，春天巡查辖区，亲自做“劝农”：“现今亲自各乡劝农，不免官亭伺候。那祗候们扛抬花酒到来也。”可见，劝农是地方长官很重要的公务。有研究者认为，这一出，是《牡丹亭》作者汤显祖在江西遂昌为官时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也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
3.成人：古代人才教育的目的
古代教育，则受到中国实践理性的巨大影响。中国哲学不仅主张“成人”（成就理想人格），儒家的实践智慧也一直包含了涉及做事的“成物”。以成人、成物为核心，儒家的社会观是一个“天人共同体”视域。古代成人之育比学校教育的范围大得多，是通过《论语》的“庶”（人口繁殖）、“富”（相当于“扶贫”）、“教”（教育）来完成的。
《朱子全书·论学》讲“功夫”：“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小立课程，大做功夫。”古语“课程”，是指课业发展的过展，也是个人学识成长的过程，目标是“成人”。
清华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认为：“从现代哲学的讨论所针对的问题如技术理性的统治而言，儒家的实践智慧比起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有其特色，也有其优越之处，即毫不犹豫地强调道德的善是人类实践的根本目标，重视人的精神修养和工夫实践。”（陈来：《论儒家的实践智慧》，载《哲学研究》2015年8月号）儒家信奉性善论，从理论上讲，无论是成就理想人格（所谓“成人”）的修齐治平，还是走向下进路，止于人民的幸福，都是在发挥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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