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谈完法国，不会又有人仰慕民国高考吧？（节选）
傅正先生写此文时，为北师大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生，如今他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本文来源：三农中国网
国民政府有一定余力推广“民众教育”，并在1929年颁布《识字运动宣传计划大纲》，正式开展“识字运动”（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其统治核心区域）。为了推行“识字运动”，国民政府先是创立“首都（南京）识字运动筹备委员会”和各省“识字运动宣传委员会”，并于1929年1月22日由教育部颁布《民众学校办法大纲》，大力推广民众学校。1932年2月2日，国民政府更是颁布了《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规范了各地的民众教育馆。在政府的引导下，各地民众教育馆宣传“识字运动”，推行识字教育，创办民众刊物，开展得有模有样。按国民政府官方数据，在这十年间，共扫除文盲一千五百三十六万余人，应当说花费了许多努力。可对照后来共产党的扫盲运动，却不免令人怀疑，国民党的官方数据是不是掺有水分？
事实上，国民政府实在很难拿出像样的理由来吸引民众参与到“识字运动”中去。国家民族、宪政训政，离普通农民太过玄远，就连拿写信、记账、看报来宣传识字的好处，也多不顶用。对此，时人黄裳（民国社会学者，不是那个写《九阴真经》的黄裳）道破了事情的真相：
他们一年以内有多少机会给人写信，怕是很少很少的吧！记账的需要，也不很急切，因为他们生活的简单，没有多少要记的账。报是更不用说了，他们哪里来得报看？有钱买报吗？所以那三种理由，实在是没有多大存在的价值的。何况在平民学校毕业以后，未见得就能够替他们解决那种种困难呢！……毕业以后，出了校门，既然难得再入高级民众学校，也没有民众读物使他们阅读，就有，他们也未必能阅读得懂。隔了一年两载，他们又成了文盲了。这是现在一般民众学校的收获。
民国时期，农村凋敝，城市就业压力又大，底层劳动人民整日忙于生计尚不得温饱，哪有闲暇去接受文化教育呢？这一千五百多万经过“扫盲”的普通劳动者，又有多少人在一两年之后重新沦为文盲呢？
另外，按照台湾学者李建兴在《中国社会教育发展史》一书中的统计，1929—1936年这八年间，江苏省年均社会教育支出只占全部教育支出的13.93%，浙江省则为11.28%，这两个省份还是相对较高的。根据黄裳的抽样调查，2557名民众学校的教师中，义务供职的占42.26%，月薪5元以下者占14.67%。山东、江苏等地民众教育馆馆长的平均月收入也不过二三十元，而1929年一般中学教员的平均月薪就达53.67元，更不用比一月几百元的大学教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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