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发国 曾明
曹旭教授用了八年多的时间，用新的方法，从注、撰、译、编等多方面的角度，对“百代诗话之祖”，中国第一部诗歌评论著作《诗品》,进行了“立体式”的研究,出版了《诗品集注》和《诗品研究》①两部著作，本文就其研究特点略作评说。
一、“面向世界”和“集大成”
《诗品》作为“诗话之伐山”（明毛晋语)、中国“诗话之源”(章学诚语)，自问世以来，研究者代不乏其人。但真正的研究，应该是从清咸丰十年(1860)开雕的张锡瑜《钟记室诗平》三卷开始的。自1860年至本世纪末的一百多年间，中外学人写出的有关《诗品》的研究著作约40种,其中中国大陆20余种，台湾省4—5种，日本7种，韩国3种，法国1种。这些著作或校、或注、或疏、或笺、或研究，大多数就一种角度做文章，缺少全面的关照;同时，国内学者在进行研究利用旧有成果时，往往“重内轻外”，对世界各国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成果关注不多,有的甚至是一无所知，置若罔闻地进行“封闭式”的研究,这是远远不够的。其实，早在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当我国的《诗品》研究正处于低潮时，日本、韩国的《诗品》研究却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日本清水凯夫教授语）;他们的专著，取材广博,运思细密，见解独到，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中国同行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性和互补性,可惜我们当时一些中老年学者尚未意识到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的研究也应该“面向世界”,进行现代的阐释;而现代阐释的意义,正在于在世界汉学的大背景下进行我们的研究。在这些方面,台湾学者做得比我们好些。
有鉴于此,曹旭等一批青年学者得风气之先，提出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研究应该“面向世界”的问题。曹旭提出“在世界汉学大背景下进行我们古代文学研究”和“汲取国际新成果，铸我完美之研究”的倡导，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1989年《文学遗产》在讨论新方法时，综述中专门介绍了曹旭的这一观点。日本立命馆大学清水凯夫教授撰文赞扬:“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可以说，他(曹旭)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见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
曹旭不仅提倡“世界汉学研究法”，同时身体力行。他倡导的方法正是他身体力行的经验和体会；他出版的著作，正是他贯通中西，汲取国际成果的典范。如前所举日本、韩国、法国的11种成果,在他的《集注》和《研究》中无不捜罗殆尽，《研究•版本叙录》中又搜得日本版本3种;可以说,曹旭的《集注》和《研究》两著中,汲取和引用的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是最多的，相形之下，台湾杨祖聿与王叔岷先生的研究著作也自叹弗如。
在撰述方法上，曹旭又特别注意借鉴曰、韩等国学者重视“展示论证过程”的做法，并将此法与我国传统的重在“展示结论”的方法相结合，做到撰述方法上的中外互补,珠联璧合;开拓了全新的“中学为体，外学为用”的研究新范式。
这种新范式和在世界汉学大背景下的研究,必然使曹旭的《集注》,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集古今中外《诗品》研究体例大成的著作；其中“校异”，集校勘、考证体例之大成；“集注”，集注释笺疏体例之大成；“参考”，集诗话、诗论、诗歌作品之大成；真正做到了汇众体制于一编，熔诸成果于一炉，实现了全方位、多角度研究《诗品》的目标。
值得指出的是,曹旭通晓日文，其意义有三：一是《集注》、《研究》二著中的日文资料都是他自己翻译的，原汁原味，不会因为引用其他人的翻译成果而出现不确切、不到位的现象;二是他用自己翻译的日文资料编成《日本学者诗品研究论文集》;三是用自己翻译的日本资料撰写了《研究》中的《诗品东渐及对日本和歌的影响》和《日本的诗品学》，曾分别发表在《文学评论》和《中州学刊》上，这是我国最早介绍日本学者研究的论文，是填补这方面研究空白的重要篇章，使〈研究〉的内容更具丰富性和开创性。
众所周知，衡量一种学术成果的重要标准，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什么，还在于它是否具有更深层次的启迪性和引导性。曹旭开放式的研究对《诗品》的启迪意义是多方面的，特别是他的启迪性和引导意义。单从《诗品》研究史这个角度看，读了曹旭的著作，有心者便能写出一部专题性质的《世界诗品研究史》来。这部学术史,从范型方面看，它能打破国内学术史的封闭状态，开创一种开放型的国际学术史的类别；就编纂的方法看，横向当以国别为中心，既介绍中国的，又介绍日本、韩国、法国或美国的；纵向则可以著作、研究者和问题为中心，三者结合。对于这些,曹旭的著作都能提供基本的资料和撰写方法。如《集注》中的“校勘版本及主要征引书目”、《研究〉中的“主要参考书目”，上编的“《诗品》版本叙录”、“《诗品》版本源流考”等，是以书目、叙录、考镜源流，以书为中心的范型；《研究》下编的“《诗品》流传史”、“民国以来研究举要”、“建国以来研究概述”，是“以人带书”的国际学术研究史的范型;“日本的《诗品》学”，则属于书、人、问题的综合，是海外研究史的范型；实际上，曹氏两著中的启迪意义还不止于此。以下的原则和方法对读者诸君都有或大或小的借鉴意义。
可以说，自张锡瑜《钟记室诗平》三卷以来的40种研究著作中，曹旭《诗品》这么用功,收集资料这么广泛确是不多见的。
二、“实事求是”和“考而后信”
和国外的研究相比，中国大陆的《诗品》研究一度曾出现过缺乏考证和考而不信的偏差。对此，日本的清水凯夫和中岛碧皆有所批评,清水说:“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往往过于重视逻辑上的合理性，而忽略对事物的考证”，“普遍欠缺的，大而言之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小而言之是认真踏实的考证”（《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中岛碧也说，看当前中国学者的论文(主要指现当代文学研究）：“觉得不是学术著作，而是一种文学创作”（见《中国青年报》1994年3月11日陈平原引）。而曹旭的《诗品》研究,则令他们感到钦佩;以致清水凯夫教授的好几篇文章，都十数次地引用曹旭的材料和观点；称曹旭的研究方法是“世界风”,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实事求是”和“考而后信”的原则，他戏称这是“公安局破案法”，如《研究》对钟嵘身世的考证，曹旭对此前有关钟嵘出身的几种说法都不迷信盲从，而是在收集了《梁书》、《南史》、《三国志》、《世说新语》、《宋书》、《元和姓纂》、《唐书》等书中有关的资料后，又亲赴钟嵘故里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实地考察，遍访耆旧，发现《钟氏家谱》，并用以与文献材料相印证，最终以新材料考订钟嵘的世系和嵘祖三代的姓名官职，得出钟嵘出身“士族”的结论，把钟嵘身世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钟氏家谱》的发现，钟嵘身世的考证，都得力于他对“考而后信”原则的坚持。
又如，为了弄清陈延杰《诗品注》中“余家藏明抄本”的下落,在茫无头绪的情况下，他遍访师学，请教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在程先生的指导下,査阅南京文史馆档案，发现已去世的陈延杰的名字,再根据地址寻访陈延杰的儿子;在陈延杰原住所已拆迁的情况下,径去南京市公安局请求帮助,先査南京市的人口卷宗，再由南京市公安局与各街道派出所联系，终于找到陈延杰的儿子陈鸿询,最后得知明抄本已“毁于十年劫火”的消息,使问题水落石出;这种考而后信的方法，是令人敬佩的。
我们认为，曹旭的这种方法，在基础学科研究中应该大力提倡和发扬。如考证某些文学人物的生平事迹，除了根据正史典籍，如《地理志》、《地方志》以外，还应该去实地调査,必要时，用地下出土之物与纸上的记载相印证，可使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得到解决。其实,实地考察之法对于大陆学者，运用起来比海外学者更为便捷,我们应该充分运用这一优势。
三、“穷昔人书”与“竭泽而渔”
“穷昔人书”与“竭泽而渔”，是做学问的—种方法，更是做学问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曹旭是新一辈学人中属于“竭泽而渔”和“穷昔人书”式的研究者，这种“竭泽而渔”和“穷昔人书”的方法,也是新一辈学人一个重要的特征。
要“竭泽而渔”，就必须像柳宗元所说的那样，要“穷昔人书”。柳宗元在《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中说：“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务先穷昔人书，有不可者，而后革之，创大善。”这里的穷昔人书，指的是昔人研究《诗品》之书，与《诗品》相关之书；而“昔人”当包括古今中外的学者。“穷书”，先要“求书”，为此，曹旭参考了郑樵《通志》征集文献所说的八条经验: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而着重因地、因人、因家以及求之公的方法，并结合实际，创造了“跨国以求”和“求之外国人”的新经验,建成了《诗品》研究的信息网络和互相交换资料的协作关系，于是得到了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各种有关《诗品》研究的资料。此外，曹旭还两次东渡日本，先后在日本的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文学部访学,收集了《诗品》在日本流传和对日本和歌影响的资料,这些“跨国以求”的经验，是对传统文献学的丰富和发展。
对于传统文献学的运用，曹氏更是得心应手。如对《诗品》版本的研究,《诗品》一共有多少版本？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大学丛书本)说有“24种”；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用了28种;韩国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钟嵘诗品校证补》用了33种；法国陈庆浩《钟嵘诗品集校》用了26种，日本高松亨明所用版本,不及郭绍虞所说的三分之二。而曹氏《集注》、《研究》两著中所用的《诗品》版本，竟有50种之多。为收集这些版本，曹氏“经吴越，历齐鲁,诣京师，入中州；……在北京、上海及各省市图书馆和各大专院校图书馆査阅、复印査阅了200多种诗话、著录、类书和前辈学者未刊的手稿等等”（见《研究•后记》),并收集到在日本的《诗品》版本,这些都是“穷昔人书”和“竭泽而渔”的方法和步骤。
曹旭的读书，用的是“带着课题”读的方法。正如曾季狸《艇斋诗话》引东坡《与王郎书》所说的：“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书之畜,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曹旭用的正是苏东坡的读书之法，只求与课题有关的内容，因此，才能在大半年的时间内，发现《诗品》版本50种，査阅200多种相关的著作。而对于所得之材料，则宜另用细读、精读、千读、百读之法;要求“字字究竟,句句勘破”;对材料不曲解，不误解，不断章取义，不囫囵吞枣，这又是同样重要的。
如对《两家诗品》本，法国陈庆浩《钟嵘诗品集校》云:“高松亨明《诗品详解》称此本为‘中西淡渊校订本’，中西淡渊为校点人哉？书中未见其名。”而曹旭则云：“按，此本卷首有石之清作于元文四年己未秋八月之《两家诗品序》。序末云：‘文邦姓中西氏，名维宁，前号淡渊，乃命予序之云尔。’可知此本校订者姓中西氏,号淡渊。因石序刻为草书，龙飞凤舞，诚难辨认，或以为‘未见其名’。”（见《研究•诗品版本叙录》注)其纠陈氏之失，正在于细读、精读、千读、百读，“字字究竟，句句勘破”之法。
四、“知难而进”与“因疑立解”
段玉裁《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经韵楼集》卷十二)云:“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难。”用这一标准衡量曹旭《集注》中的“校异”部分和“集注”部分，实见其功力，亦见其不畏艰难。《集注》在广列异本之后，引经据典，以定是非。如定《诗品序》“文士有解佩出朝”为“又士有解佩出朝赏究天人”为“学穷天人”；“尝欲进《知音论》,未就”为“尝欲造《知音论》，未就而卒”；“三贤或贵公子孙”为“三贤咸贵公子孙”;定《上品》“古诗”条“陆机所拟十四首”为“陆机所拟十二首”;“晋步兵阮籍”条“无雕虫之功”为“无雕虫之巧”；“谢灵运”条“丽典新声，络绎奔会”为“丽曲新声，络绎奔发”；定《中品》“张华”条“今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为“今置之甲科疑弱，抑之下科恨少”等等，不一而足。我们注意到，中华书局令人尊敬的周振甫先生在他新出版的《诗品译注》一书中，即十余次称引曹旭的研究成果,从钟嵘的身世，到《诗品》的版本，从《诗品》东渐，日本对《诗品》的研究，到对《诗品》文本的校勘,尤其是校勘，周先生引用特多。这些都是知难而进的成果。
在注释上，曹旭同样知难而进，花了大功夫。一是“集释”的“竭泽而渔”和“穷昔人书”；二是词句的注释求其甚解，如《诗品》下评齐高帝诗“无所云少”。《集注》云：“诸本多释此‘少’字为齐高帝诗数量之多寡，非是。”“无所云少”，“即无可小看，不可轻视之意”。并引《庄子•秋水》篇及《中品》“张华”条语词为证明;三是，曹旭有时把一条注释写成一条考证，不仅注释了词句,还用裴松之注《三国志》和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之法，旁捜远绍，发挥妙解，考证本事，以补原来文本之不足。譬如：《下品》“梁常侍虞羲、梁建阳令江洪”条中有“子阳诗奇句清拔,谢姚常嗟颂之”一语，曹旭《集注》云:“案，子阳诗谢朓常嗟颂事不详。然《诗品》评谢朓诗‘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评虞義诗‘奇句清拔’。‘奇句’即‘奇章秀句’，‘清拔’与‘往往警遒’意亦相近。或因诗风相类，故其‘清拔’‘奇句’为谢姚嗟颂。又据《南史》卷二一《王融传》:王融于齐永明十一年(493)被诛时，虞羲为太学生。《南齐书•礼志》载：‘永明三年正月诏立学……’钟嵘亦于齐永明三年入太学……虞羲为钟嵘同学。其年龄亦仿佛……则‘子阳诗奇句清拔,谢姚常嗟颂之’当为仲伟亲闻或亲见。”此其例。
知难而进，因疑立解的特色还表现在《研究》第十四的《诗品所存疑难问题研究》的撰写上。对于疑难问题，有的研究者讳莫如深，不敢涉及,躲避唯恐不及，更谈不上因疑立解了。而一些真正的学者，则在“阙疑”传统的指导下，正视阙疑，谨慎对待。曹旭把《诗品》研究中自己和他人都没有解决的疑难问题分为五类,一一着手分析研究，尽管某些意见还带有臆测的成分，有些说法甚至还有错误，但却为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参考，其意义不可低估，其方法可堪仿效。
五、“人无我有”与“人有我新”
俞成《萤雪丛说》卷下云：“徐积因读《史记•货殖列传》，见‘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遂悟作文之法。”曹旭的《诗品》研究，亦坚持了这一做法。他在《研究•后记》里写道,王运熙老师说:“别人都写的论文，你就不要写。”于是，在“穷昔人书”的过程中，他逐渐弄清了目前《诗品》研究的热点，是钟嵘的文学观念、诗学理想、“滋味说”、三品标准等差不多“人人都写”的问题，至于版本的源流、序言的形式、文字的校勘、东渐日本、影响和歌等,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尚未涉及;而自己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前人没有解决和尚未涉及的问题上，使自己的研究具有“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有我全”的特色。
譬如对《诗品》版本研究,前人如韩国的车柱环、法国的陈庆浩氏，有的作过一些叙录，有的作过一些考索源流的工作，但都少而不全，粗陈梗概。曹旭《研究》第二章《诗品版本叙录》则对50种〈诗品〉版本的时代、编者、特点、价值诸方面作了实事求是的记录和论证;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车氏近20种，而且在叙录的准确、详尽和丰富方面，也是车氏和陈氏难以望其项背的。《研究》第三章《诗品版本源流考》,曹旭则用了五个图表和相关的文字，考镜版本间的源流、系统、优劣、异同,为版本、校勘、注释的多种研究提供了依据和参考，还指出目前《诗品》注释中选择底本不当的错误，以及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表现出“新”和“全”的特点。又如第四章《诗品丛考》中对《诗品》的称名、序言的位置、品评人数和易数的关系、上中下三品诗人的排列、止乎五言等问题，在曹旭之前，很少有人研究,有的语焉不详，有的根本未加注意，而曹旭博士对这些问题所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可以说，《研究》的上编，除了第一章《钟嵘身世考》是以新材料说明旧问题以外,其他三章的内容都是“人弃我取”的。而下编中的第十二章《诗品东渐及对日本和歌的影响》、第十三章《日本的诗品》则更是“人无我有”的范例。论日本的《诗品》学，曹旭是最早的。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曹氏的《诗品》学为什么不设“韩国的《诗品》学”一章呢？据我考知,这又和“人取我与”的原则有关。因为韩国的《诗品》学，国内已有学者在研究，如南京大学的张伯伟就作过《评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和《钟嵘〈诗品〉在域外的影响及研究•朝鲜》(《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介绍过韩国研究《诗品》的情况。张伯伟所"取”者，曹旭就“与”了。
再如,《研究•中编》有《诗品批评方法论》一文，这一内容,张伯伟博士的《钟嵘诗品的批评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和《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883年）中也有论述；但两相比较，曹氏之论,更见精细全面，有后来居上之势。以论证“比较批评法”而言，曹氏认为可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入品不入品的比较;第二层是分品比较；第三层是诗风、诗派、诗人间的比较。曹氏论述第三层次的比较说,这一比较贯穿三品之始终，并且是在多元和多角度的视野里展开的。具体说,在诗学理想上，有“文”和“质”、“雅”和“怨”、“丹彩”与“气骨”的比较；在诗歌源流上，有《诗经》系和《楚辞》系的比较，在《诗经》系里又有“风”与“雅”的比较;在诗学风格上，有“秀”与“骨”、“风云气”和“儿女情”、“芙蓉出水”和“错彩镂金”、“文雅”与“危仄”的比较;在诗人之间的比较更加丰富多彩:有上品诗人间的比较、中品诗人间的比较和下品诗人间的比较，还有三品诗人之间的比较。形式有女诗人的比较、诗僧之间的比较、父子、兄弟、兄妹诗人之间的比较等等，真是美不胜收,其细密如此。
与《研究》相比，《集注》更应把“人有我新”、“人有我全”的“新”、“全”两字作为自己的生命。因为《研究》对某些问题还可以采取“人取我与”的原则加以回避;而《集注》则必须对文本中所有的内容都要“直面”。曹氏《集注》的成就正亦体现在“全”、“新”两字。如《下品》评鲍令晖诗有“唯百韵淫杂矣”一句，曹旭先遍引中、日、韩诸国学者均作“唯百愿淫矣”之说，按曰:非是;并校勘出“愿”当作“韵”;“淫”当作“淫杂”,文遂可通，这就是“全”;然后解释“《百韵》,当为鲍令晖集中已佚之长诗。”又引《南史》“褚翔传”、“谢微传”、“王规传”、"萧统传”,证明“韵”乃当时诗歌之一体:“以韵称诗，历来惯用习见。”接着引宋吴沆《环溪诗话》多言“百韵诗”再次证明“百韵”是诗体;这就是“新”。在《集注》中，像这种既“全”且“新”之例，可以说比比皆是，难以枚举。
当然,尽管曹旭想包罗所有的研究，想研究得尽善尽美，但这是不可能的。曹著中仍有一些考虑欠周甚至错误的地方。如陈直的《诗品约注》，笔者经过各种途径的考察，包括询问过陈直的儿子,参考陈直自己的说法，陈直实无此书。而曹君由于轻信叶长青《诗品集释》的说法，也把陈著列进“参考书目”之中，产生了错误。又如《诗品所存疑难问题研究》中，推论《上品》“谢灵运”条中的“两个小注”出现于明代也是错误的。《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73册第890—892页宋代曾慥《类说》卷五十一载《诗品》文字十七条曹旭未见,其在“宋临川太守谢灵运”标题下即注有“小名客儿”四字；在条末“故名客儿”后注“治，音稚，奉道之家靖室也”十字。这说明，此二注在宋代就有了，而曹旭却把二注“归于始见的明代,一并作为校注的出现"。此结论就有修正之必要。再如，《集注》在引用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时，也出现许文雨引用有误而曹旭没有改正的例子。也许，没有缺失的研究是没有的，但是,新一辈的学人应该面向21世纪,应该以更髙的标准要求自己，去努力争取达到更髙的学术境界。
以上，我们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曹旭《诗品》学的特点。由此可以说,曹旭的《诗品》研究，是20世纪《诗品》研究的一份重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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