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本文参考了艾凯教授的著作《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张岩冰编《梁漱溟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另外还参考了梁漱溟先生的著作：《中西哲学及其文化》、《乡村建设要义》和《我生有涯愿无尽》。
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1893-1988）先生被美国汉学家艾凯称为“最后一个儒家”。
（美）艾凯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梁漱溟以一名哲学教授身份参与乡村建设活动，由来有自。
首先，他是一名有“教育救国”理想的学者，试图把“学统”和“政统”二者结合起来。
另外，梁漱溟的家庭也有“为公”的家风：
“先父为人忠厚，凡事认真，讲求实效，厌弃虚文，……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梁漱溟《生平述略》）
第三，梁漱溟继承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对社会改良和政治事务有兴趣。正因他的政治兴趣，解放后被批为“反面教员”。
笔者在北京拜访过梁漱溟先生的长子梁培宽，1933年他随父母从北京到山东邹平。
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文化就是生活的样法。如今，生活这部大书在乡村振兴行动中依然打开着。好在，它不会因书卷气而被形式化。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首次出版于1921年，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曾引起过思想学术界的重视。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西方文化是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梁漱溟是文化“弄潮儿”。因为历史-生活是“反理论”的，所以梁漱溟要从教学研究岗位冲进乡村建设实务。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行动中，文化史可信又可爱。
【笔者按】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民国时期，作文化比较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是静态的，西方文化是动态的。其实，梁漱溟先生去邹平，做的就是动态的文化建设。并且，和乡村振兴共振，一直“动”到现在。2018年6月30日下午，参加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当代乡村振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者乘车前往邹平，至梁漱溟先生墓园祭拜，并参观梁漱溟先生纪念馆，深切怀念先生。研讨会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和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举办。
艾恺教授。2018年6月，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当代乡村振兴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济南举行。
梁漱溟把握了文化哲学的行动性质。1924年秋辞职，离开北京大学。
梁先生来到了山东，主持曹州中学高中部及重华书院，并筹办曲阜大学。一旦开始了学院书斋之外的探索，就有了后来在广东、河南和山东从事的乡村工作，是为“向下的路”开启了探索的过程。
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从1931年开始到1937年日本人打进来而结束。在乡村建设实验区最后的日子，政府要迎战日寇，以乡学名义召集村民们来学校，结果，村民被抓了“壮丁”。
“投身于社会的底层——乡村。在广东，搞乡村教师讲习所；在河南，搞村治学院；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研究院。”（张岩冰编《梁漱溟印象》P.146）
这是把梁先生当作文化教育史上的人物来打量。
梁漱溟作了一个跟在时代后列的“本土派”哲学家、教育家。用梁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
“一句话，我一生投身乡村，实事求是。”（张岩冰编《梁漱溟印象》P.147）
教育不同于开店，它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也可称为“人的社会化”。
老子说：“返者道之动。”到乡下去，到群众中间去，到新农村建设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这是时代的呼唤，更是“传统文化教育”走向康复的内在需要。
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梁漱溟，是传统文化的行动研究者。
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作为哲学教授的梁漱溟，他的为己（讲境界）、尚实（科学精神）、为公（政统与学统一致）的精神素质影响了中国现代哲学史，而且影响很深刻。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梁漱溟代表了他那个巨变时代。
【笔者按】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外国教育思潮都在批判和贬低制度化教育。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非制度化教育——用它的非保守性即革命性，“上山下乡”具有激进主义成人教育的性质，再加上意识形态性，就否弃了制度化教育的保守性与伎俩性。据说这得到了当时正在反思制度化教育的外国教育思想家们的高度赞扬。梁簌溟、晏阳初、陶行知这样的“乡建派”必然发动知识分子这支教育力量来做“成人”的事业。
梁漱溟先是担任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研究部主任（院长是梁秉锟），一年后才担任院长；又如，他先是乡下的在野教育家，1949年他回到出生地北京，做了大都市的荣誉政治人。
梁漱溟在践行文化哲学的过程中，符合时代潮流的要求，把“君子之道”的向上进路倒转了过来。在教育思想上实现了“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了地上。”（恩格斯评价马克思语）
【笔者按】道（学）统与政统的关系在近代以来备受知识界关注。梁先生所仰慕又有所批评的梁启超，是一个游移是政治和学术之间的典型思想家。以前多有学者批评知识分子的这种两栖习惯，可笔者看到的是梁启超所代表的中国士人共同的“天下为公”的担当。康有为《公字解》说：“有公众之公”“有几何公理之公”“有公推之公”（《实理公法全书》）
梁漱溟做实事、说实话，继承的是中华文化的实学传统。
“我所主张的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建设什么？乃是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构造……”（梁漱溟：《自述》）
梁先生尚实。当年，他离开山东邹平后，说：我们走了，实验区的百姓会不会挽留？我看未必。
康有为在《实字解》中说“有实测之实”“有实论之实”“有虚实之实”。（《实理公法全书》）
实学是宋儒朱熹最先提出，后经王阳明，在清代形成了“考据学”思潮。以阎若璩为代表的“考据学”被胡适称为中国的“科学精神”。
梁漱溟“为己”。《论语》表彰“古之学者为己”。这里的“为己”不是自私，而是“克己复礼”，是道德境界的要求。梁漱溟在《我的自学小史》中说：
“我想我的一生正是一自学的极好实例。……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有受用。”
梁漱溟自称“问题家”：“我本来无学问，只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自述》）
对自己的一生，梁漱溟总结说：
“我一生的实践，都是搞事功，主要是乡村运动。”（发表于《人民日报》1988年7月9日，载张岩冰编《梁簌溟印象》）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影响很大。解放后，梁漱溟曾经回到山东邹平县，已经见不到当年自己做乡村建设的社会基础。
“习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就是传统士人的所谓“干禄”。还有由内圣开外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都是向上的路。而梁漱溟不然。
梁漱溟做乡建的时代，有一点和我们相仿：社会转型。
如今，当我想通过梁漱溟、俞庆棠们去读解一种转型的时代之教育，有两次大的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7年文学革命；还有数次战争：如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有数不清的政府更迭：如蔡元培（他做北大校长时任用了梁漱溟）被排挤，仅仅作了几个月的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就被范源濂（他和蔡元培一样也做过二次教育部长官）取而代之，等等。
而今，我们处在改革开放、和平建设的环境，更应该把乡村建设和文化哲学革新结合起来，这对于教育改革和文化建设，会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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