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左右两个膝盖上都有劳损，走路超过半个小时就走不动了。好在他年轻时“脚比较野”，走过很多人一辈子都走不完的路，让他最难忘的还是走得“最野”的两次。
第一次是1985年，温铁军34岁，从青藏高原出发，沿着黄河，由黄土高原下到华北大平原，再到山东入海口，4个月跑了8个省。“当然不是用脚跑，而是骑着摩托车跑。我把能住的地方都住过了，老农家、废窑洞，在空教室里拼桌子就算是好条件。我永远记得那天高云淡，也永远记得那一片蛮荒。”那一趟，温铁军体味了“人被大自然压抑得仿佛只剩下一颗渺小沙粒的感觉”，也让他“对农村的复杂性有所认知”。
第二次是1991年，苏联解体，正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的温铁军不相信美国人“Next must be China（下一个是中国）”的论断，自费前去摸索苏东解体的教训。他去了东德、克罗地亚等7个东欧国家，历时40天，花了不到2000美元。“那里中国人很少。我就找了个当地的小咖啡馆，买一杯咖啡，然后转身对盯着我看的人群问：‘谁懂英文，我跟你们聊聊？’肯定就会有人搭话。我与战争难民同居过一室，也穿行过全是沙袋、军人的街道，亲眼看到了激进变革给老百姓带来的影响。这让我知道什么是社会成本、转型代价，那是老百姓的苦难。”回国后，温铁军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记录了他的观察与思考，题目叫《苏东七国私有化经验教训的分析》。
温铁军是“非典型”的
大院子弟。他从小生活的大院，不是军队或者机关大院，而是学校大院——他的父母是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建校时的第一批教授。“我小时候完全不了解社情民情，别说农村了，连北京老百姓怎么过日子都不知道。”等他上了初中，由学校组织去京郊劳动，帮农民拔麦子，才算第一次“脚踏实地”。
他真正深入农村是在“文革”开始后，国家号召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15岁的温铁军背着背包去“长征”，先是跑到了河北遵化县大老峪帮农民挑水抗旱，接着被安排去了山西
汾阳插队，从此在工农兵的基层岗位上工作了11年，一直到了1978年才以工人身份“
对调”回京。次年，他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温铁军，实践了毛泽东说的“滚出了一身泥巴”。他压根儿没用“伤痛”“耽误”这样的词来评价知青岁月，而是感慨“基层的生活教育让我懂得了农民”。
“刚开始进入他们的环境，我没有太明显的感觉，只是疑惑农民怎么一天到晚都骂骂咧咧？后来我跟着大队干部赶着大车往公社送粮，听他们聊，才理解了情绪何在。那时候农民往城里送的都是好粮食，那些瘪的坏的，就自己留着吃。如果遇到年成好，小麦丰收了，农民多分两斤麦子也不行，超收的部分得交给国家。他们付出那么多，得到的却那么少，所以才有怨气。”
“游方僧”是温铁军的微信名，意思是“云游四方的僧人”。其实按照他原来的想法，60不做、70不述、80不说——“60岁体力差了，事情交给年轻人做；70岁调查研究能力差了，就不写东西了；80岁思想更新能力不行了，就不要瞎说些老话干扰别人了”。但如今68岁了，他仍在路上。
有时是去福建。温铁军2013年在福建农林大学创办了“海峡乡村建设学院”；2017年兼任了“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的执行院长。去年北京大学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温铁军又被聘为乡村振兴中心主任。
有时是去重庆。2012年，温铁军以执行院长的身份在西南大学恢复了
晏阳初1936年成立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他还把西南大学发的全部工资捐给了学院。
2018年11月，温铁军受邀出席了
潘家恩在重庆组织的“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展”。
有时是回北京。温铁军在这里指导研究生，推进多个与乡村建设相关的单位，同时还兼任着几个大型涉农企业的独董。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杜润生曾对温铁军说：你们这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要是能够动员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志愿者下乡，我们的事业就成了。在采访的最后，温铁军想了想说：“早几年种子撒下去了，或许还会有些放不下，现在投身乡建事业者何止成千上万，我可以死而无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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