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我眼中的大学生支农
转自《大学生支农手册》
为什么要组织大学生支农调研
其实，温老师并非在什么计划之下发动大学生下乡调研，事情的起因也是挺偶然的。温老师的女儿在山东上大学的时候，寒暑假回家经常跟父亲说些学校里的事情，有一次她无意中说到自己班上的一个同学，因为家境贫困，为了省点路费，寒暑假都不回家。这件事深深地震动了温老师，有着多年农村调研实践的他产生了把贫困家庭和农村来的大学生组织起来下乡调研的想法。于是由中国改革杂志社发起，提供给每一位参加调研的大学生回乡的路费，让他们寒暑假回家感受乡土亲情。每个参加调研的大学生都要提前接受一些培训，温老师就经常亲自到场给他们以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导。杂志社要求每人把调查后的情况写成一份调查报告，再由他们出面邀请几个单位组织评奖，三分之一的获奖面可以给年年参加的同学至少一次的获奖机会，然后杂志社把优秀的大学生调查报告结集出版。这样做大大提高了贫困家庭和农村来的大学生们的自信，而且对大学生将来的就业或深造，都大有裨益。
谈到组织大学生调研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温老师感慨万千。他说很多从农村来的大学生心理压抑，他们看着城市的奢华和城里同学的高消费，心理落差特别大。现在网上有年轻人发帖子说：我虽然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恨农村，我看不起农民。这个是社会规律在他们身上的体现，绝对不是心态有问题，也不是学校多派几个心理医生来帮他们提高心理素质就能解决的。有很多大学生寒暑假留在城市里是为了打工赚些钱减轻家里负担，但温老师主张他们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不求他们日后回家乡，为家乡做什么贡献，我们只是希望这些孩子们在学期间千万别扭曲了这颗年轻的心。”现在，全国已经有80多所高校的学生参加了由中国改革杂志社组织的调研活动，参加调研的学生也不仅限于农村或贫困家庭，越来越多的城市大学生也加入进来，里面甚至还有一些高中生。
欣赏大学生的勇气与良知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温老师就参与了中央农村政策部门的调研，以及大学生下乡调研活动的组织工作，在当时这是一种常规性的活动，所以温老师一直认为自己只不过是80年代搞调研的那批人中的一员，自己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随着三农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焦点，温老师和他领导的大学生调研支农活动也倍受关注，温老师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的，但是社会风气变了，或者说社会环境变了，反而这些正常去农村工作的人被看成不正常了，这是值得深思的。
也正因为如此，温老师对当代大学生在支农过程中表现出的勇气与良知十分赞赏。他说下乡调查有很多困难，且不说下乡的环境条件要比城里差，他们还遇到很多人为的困难。有些地方的矛盾还比较复杂，比较尖锐，有些地方上的干部是很不愿意他们去的，他们要克服这些矛盾是这个年龄的年轻人经验所不够的，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自身也得到了锻炼。“下乡的这些孩子们，也包括城市里的一些孩子，他们能够对社会脉搏把握得这么准，能够有这么强的愿望来表达他们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真的十分难得。尽管他们能力有限，但是已经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了。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首先得感谢这些孩子的热心，感谢他们对农村的关注，我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这种良知，一直保持一生。”我注意到温老师讲起这些支农的大学生，口气很温和，他一直称大学生们为“孩子”，我知道这不仅是由于他现在的年龄，更由于他对这一代年轻人深沉的爱，他象父亲一样关怀着年轻学子的成长，更象朋友一样为他们的进步欢欣鼓舞。在大学生面前，他从不掩饰自己的爱与痛，也正因为这样，很多人都从他和他所从事的事业中感受到了前行的力量。
我能做的，你们都能做
有很多支农的同学热情洋溢地下乡，却发现自己能做的事情很少，所以经常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温老师的回答十分干脆：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说青年志愿者们要永远明白，志愿者头上没有光环。建设乡村真正的主力还是农民，是农民中那些有志于家乡面貌改变的那些人，志愿者只是助手，只是起到一点组织的作用。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不能强求一个模式，也不可能有什么事情是调研前完全准备好的。大学生下乡以后不要以为自己真能做成什么事，大家下去之后只是去学习，去交流。另外要相信农民中有的是比我们聪明的人，不要把农村社会当作一个我们可以改造的东西。调研是个学习过程，不能说下去几天，一两个礼拜或一个月就把整个村的情况摸透了，这是不可能的，不要急于求成。
当然，温老师也十分理解大学生在支农中遇到的困惑，因为这些困惑在他当年下乡时都曾遇到过。他回忆起自己下乡插队的日子，挫折也很多。那个时候他觉得老百姓太穷了，想搞点副业，想帮他们增加点收入，结果却遭到批评，那时他才十七岁，这是温老师至今想起来遇到的最大的挫折。
“那时候干活我是把好手，很壮，跟村里最壮的劳动力比，年轻气盛的毛病和现在的年轻人是一样的。但是你干得再好，也不被理解，那个时候是痛苦的。”“我们也帮老百姓组织宣传队、文艺队什么的，后来发现农村中很多现象是你所不能接受的。面对这些东西，你不可能改天换地，只能一点点来。”
虽然遇到很多挫折，但是温老师一直坚持走自己的路，这种坚持在别人眼里看来是一种信念，但是他自己却一直认为自己做了最平常的事情：“我们这代人，是和国家一起成长的，有对国家的责任感。对待人和事也难免多强调应该尽责任。这可能是一种情结，希望国家能稳定发展，不希望她出事，就是这么个想法。我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所以我能做的，现在的大学生都能做。”
痛心当今大学的教育
当被问及对大学生支农表现有没有什么觉得遗憾的地方时，温老师的神情开始凝重起来，他说，如果说这些孩子有什么做得不够的话，那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而是当今教育本身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的教育这几年几乎把过去好的传统和好的经验都丢光了，就象陶行知先生所批评的：教人吃粮不种田，教人消费不做工。这种教育忽视实践，只教学生钻宝塔尖，而不去了解实际，比如现在很多高校将国外的教材原本地翻译过来，然后让学生死记硬背，这种只求与国际接轨却不惜与国内实际脱轨的做法积弊很深。
温老师在国内很多大学做演讲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学生问题提得“怪怪的”，因为他们大部分是从国外某个得诺贝尔奖的学者理论，或从国外某本教科书的角度来提问题，很少有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问题，这使他感到十分痛心。他将那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斥之为“洋垃圾”或“土垃圾”，“我们的老师把一些土的洋的垃圾，塞满了我们这些学生的脑袋，我对此深恶痛绝！在此想告诉青年人，那些洋垃圾土垃圾害人匪浅。”
所以每次温老师给那些将要下乡调研的同学讲话时，他鼓励大学生冷静思考，不要盲从一些所谓的理论。他说有很多同学脑子里事先接受的都是老师在学校灌输的一些概念，比如要建立现代什么制度，因此下到农村的时候就会发现，现实与理论的差距很大。而温老师早就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因为任何的现代制度都是高成本的，农村的收益水平这么低，能够提供的剩余这么少，谁支付这个成本？“如果都是财政拿钱，国家支付，那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没意见。但如果指望农民拿钱，搬一套国外的制度来，这不是驴唇不对马嘴吗？”正当我面露惊愕之时，温老师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你就把‘驴唇不对马嘴’这句话写上，让他们想想，我一点都不在乎得罪人。”
当然，温老师并非刻意要得罪什么人，他只是对目前高校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感之深，痛之切。希望能做一些事情切切实实地改变这个状况，他认为自己这几年再困难也要组织大学生下乡调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对现在的教育制度可以起到一点改革的作用。
希望更多的人参加进来
有的同学在参加完下乡调研活动后，再重新回到繁华的城市，对比自己调研过的农村的衰败景象，经常会感到另一种沉重，有的同学还会对自己所学的东西产生某种否定的心理。对此温老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他还是希望在校的大学生们按照学校和老师规定的课程，老老实实学习，把学分修满，把毕业文凭拿到手。他真不希望大家以为有了这么一个突然打开的眼界，就以为学业不重要了，“哪怕是你将来要批判的东西，你也得先将它搞懂，千万别因此荒废学业！还得对得起家长，对得起亲友啊。”
同时，温老师也希望学校的老师们更多地从事一点调查研究，更多地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因为青年们的热情和行动更需要他们的理解与支持。
当然，他最大的希望还是能有更多的学生投入到下乡调查中来，“我们已经组织了全国80多个学校，上千名的学生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希望人数更广泛一点。我们办了三农网站，办了中国乡村网，还办了中国改革农村版，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参与交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咱们才能把这个事情作大。希望更多的人来表达他们的善意。”
采访快结束时，翟城村的支书米金水推门进来，他向温老师告别，说自己马上要赶回定县去。温老师好象想起什么事情似的，问米支书乡建学院外面的地播种了没有，米支书说还没有。温老师说，“这样吧，我还有以前做课题用的几千块，在我的老师那里，他说过什么时候要用就找他。我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你，你转交给小邱（定县晏阳初乡建学院长期志愿者），让他负责用这笔钱找人把这100多亩地种上，农事不等人哪。”
温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踏实，正直，从不夸夸其谈，做着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2004年6月《大学生》杂志社记者方丹敏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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