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天下粮仓》（2002年出品）重回央视，一天播出两集。故事讲述了乾隆元年天下大旱，引发粮荒，围绕灾荒展开了一系列宫廷斗争、官场变动。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中国处在农耕社会。农民最怕的就是闹饥荒，“人口之流移与死亡”是第一后果，甚至可能导致农民暴动和外族入侵。（见邓拓：《中国救荒史》）《天下粮仓》说的就是闹饥荒的故事。天灾和饥荒年间的荒政，共同构成了这部连续剧的内容。
本文将《天下粮仓》与邓拓先生的名著《中国救荒史》对照，发现了几个问题：天命主义、积极的救荒政策、消极的救荒政策、天灾与人祸等。
《天下粮仓》的第一集，出现了“天字一号赈灾粥厂”。粥厂是用来赈济灾民的慈善设施。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称之为“消极之救荒政策”，因它只能“治标”。
刑部侍郎、钦差大臣刘统勋深知，大清律规定，“厚粥”厚可插筷子而不倒，如果筷子倒了，粥厂负责人的人头要落地。沈石等大小官员的人头就是因此被砍掉的。
清朝的荒政指的是在“天命主义禳弭论”指导下，为应付灾荒而采取的对策。“火龙烧仓”、“阴兵借粮”、“耕牛哭田”等事件之所以能够混淆视听，就是因为上至25岁的乾隆（聂远饰）下至清河县知县李忠之辈，都相信天命鬼神，并且认为大清国生死存亡、“国粮安全”都依赖天命鬼神。
整顿吏治是国家走向复兴的关键，也是荒政的关键。刘统勋向皇帝建议：“开仓门必先开狱门”，仓场总督、漕运总督等高官涉贪，杭州知府孙敬山不仅腐败而且追杀证人，实在令人愤恨。
荒政是封建时代行政管理革新的试金石，提供了行政改革的窗口期。
央视目前正在重播的历史题材连续剧《天下粮仓》21集，仓场侍郎米如成之子米河受刘统勋差派，来到河南，查河南巡抚王士俊垦荒劝捐、虚报田亩数一案。《天下粮仓》中的这个王巡抚就是一个十足的贪官，他令左右将米河拿下，推倒小梳子致其头部受伤晕倒，下令侍卫斩杀周钟，甚是嚣张，若不是看见周钟亮出尚方宝剑，他是不会屈服的。
历史上的王士俊是被户部尚书史贻直（不是刘统勋）参劾，回京降职改任兵部侍郎，后因越职上奏言事被参劾，逮捕回京，下刑部狱。乾隆二年(1737)，皇帝下诏，削职为民回籍。
乾隆二十一年(1750)，一代名臣王士俊病逝于家。科举正途出身的王士俊还是一名学者，著有《河南山东古吏治行》、《河东从政录》、《困之录》、《清流县志》等书。
《天下粮仓》第10集，仓场侍郎米汝成早有准备，精心布置了一出玩弄仓场总督苗宗舒的冥剧。
第15集，讲的是江苏清河县“阴兵借粮”案，五艘往北京运送粮食的大船，在一夜之间空了，地上洒满了冥钱。负责查案的钦差高斌大人查明此案后上奏皇上，乾隆大怒，下旨杀了知县李忠等30多人。钦差高斌和李忠知县都去过供奉小刀子爷爷（官越做越小的清官，死后百姓为他立庙）的小庙烧香，而且李忠是断发以祭。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天下粮仓》第21集，六品刑部主事米河拿钦差的名头，压四品开封知府看守荒凉坟地，夜晚把胖知府吓得魂不附体，在“鬼魂”环伺中，如实写出了交代书。
最后一集，刘统勋命人搭起柴堆，官员们纷纷上去祭雨，限三日之内无雨则点火自焚。刘统勋、顾琮等57位官员足足在上面坐了三天。第三日，刘统勋命令点火，顿时火起。米河及时赶到，大呼灭火。就在此时，滂沱大雨下了起来，上苍被感动了。
本片故事发展的明线：乾隆元年天下大旱，引发一场围绕粮食灾荒的宫廷和官场斗争，刘统勋等人揭露官仓舞弊，协助皇帝整顿吏治，应对天灾。
故事发展的暗线：天命主义。从记录看，中国历史上，天灾越来越频繁。天是人格之天、主宰之天，用灾异“遣告”统治者。这就是古人的救荒观念之特色——“天命主义的禳弭论”。（邓拓：《中国救荒史》，1937年初版，1956年重印）
儒家劝善最力。宋代大儒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曰：“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于人君正心术以立纲纪也。”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荒政是古代制度化慈善的代表，体现了儒家实践智慧。救灾，是中国古代慈善实践中最为大者，更需要从上至下，齐心协力。
文学家范仲淹（989年-1052年，在苏州创设“义庄”，置良田十余顷，将每年“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死后谥“文正”）首创的义仓、哲学家朱熹（1130年—1200年，在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创设“社仓”）创立社仓法，都有赈灾功能。
《天下粮仓》凸显了清朝名臣刘统勋和他的主子的“重农主义”思想和具体政绩。
该剧的现实意义在于：1.它讲述了自然灾害的危害性和政府的赈灾责任，从频度上看，我国历史上有三大灾：旱灾、水灾、蝗灾。第一集，看似太平的清乾隆年间，因自然灾害而引发了粮荒，饿殍遍地。2.粮食安全事关民族兴亡。3.水利与农业农村工作息息相关，乾隆皇帝在朝堂上称量黄河之水令人印象深刻。邓拓称重农、仓储和兴修水利为“积极之救荒政策”。4.天灾和人祸往往并行，前者使后者得以“显影”，如果不闹粮荒，就不易挖出孙敬山、苗宗舒、潘世贵等大蛀虫。
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说：该书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当然，它也是一部慈善史研究的专书。邓拓先生的书中专门提到“清代荒政”，他发现，清代的灾荒比前代为多。
就像封建社会“想做奴隶而不得和做稳了奴隶”（鲁迅语）的“大循环”一样，清代王朝救荒史都存在“灾害频仍和吏治腐败”的“二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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