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在中国学术界最先由冯友兰先生提出，后来搞鲁迅研究的人又把它提出来。汪晖、王晓明等人想对鲁迅研究进行革新，甚至想通过“重写文学史”来反对庸俗社会学框架下的鲁学。
我最近在看望晏阳初——当然，是通过参加了一群热血青年在温铁军博士的带领下搬演“新乡村建设”。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办公室主任邱建生先生说：“至今没人超越晏阳初。”他被称为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的“原教旨主义者”，我是他的支持者。
在学院的课堂上，我并没有听到有晏阳初教育或晏阳初平民哲学的讲解。学院里的摆放有晏阳初塑像的“展览室”是最空闲的房间，没人安排学员参观，也没有专人（或兼职）负责解说。也就是说，在晏阳初学院，“晏阳初”三个字仅仅是个历史伟人的名号而已，和一种矿泉水商标那样内涵干巴巴的。所以，我感到，我们志愿者骨干要先学习晏阳初伟大的平民教育家精神，要读晏阳初先生的著作，要像以前红卫兵或者中央政治局读《毛泽东选集》一样，要讲学习！
我对晏阳初乡建学院的工作人员说：“要想接着晏阳初说，必须首先照着晏阳初说，否则，不仅不会发扬光大晏阳初精神，更重要的是，没有理论支持，自己的事情也办不好。我对横空出世一向很怀疑。”
我知道，晏阳初学院在翟城村的建立，是一群“用脚做学问”的人干出来的伟业。但是，“用脚”并不排斥“用脑”的“室内”工夫。教室是用起来了，但展室呢？
值得欣慰的是，我听说一个“研究中心”要在学院内成立了！
是的，学院是一个“农民培训机构”，但是“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论语》）它不是一个用晏阳初命名的商业目的的培训部（中心、公司、学院）。别忘记 ——晏阳初的教育实践有个特点：学术化。晏先生始终强调他的事业是学者的事业，不是政治的，不是军事的，也不是一般的文化事业。其实，文化人的事业要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必须是有学理根基的。因为，学术是天下公器，只有在学理上有建树，才有可能真正在历史意义上属于“公”，而不仅仅是一个时期、一个村子的局部性事业。
“三农”问题专家、管理学博士温铁军教授一直追求“可复制性”，也只有认真地照着晏阳初说，走学术化路子，才可以说，学术界内、翟城村内、晏阳初乡建学院内发生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具有了在时间上历史的、在空间上全球的可复制性。
临走，我作为一个志愿者，建议乡建学院不能把晏阳初商标化和鞋垫化。因为，我是冲着学院同人想接着说的潜质而来的，也想抱着厚望而去。
（李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