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理论都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语出：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当代著名诗人、中国人民大学王家新教授（他的诗《在山的那边》被选入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语文教科书）说：“既然生活失败了，诗歌为什么要成功呢？”此话值得深思。王铁仙教授主编的华东师大版高中语文课本里就提到了“生活文化”。在历史中，“生活文化”如何显影？靠理论。文艺学理论认为：文学来自生活。而慈善则让生活从文章中得以“显影”——看吧，在社工李勇的文章里，历史与现实的相互阐释，善事和善史交相辉映。
《易经·系辞传上》：“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这句话的意思是：“成全万物的本性并保护其生存，这就是通向道义的门径”。如果这句话（道义的语源）里本身就隐含着“物”，那就好像一颗定时炸弹，会适时发作。由先秦儒家奠定的“性善论”，使善的传统高举道义大旗，重道不重技；而博物学传统将怪力乱神的话语权彰显。
No.1
博物学传统
两汉经学衰败之时，人才学在魏晋南北朝兴起。强调“有利于”的人才学得益于博物学传统，两相互动，让声色犬马在《博物志》、宫体诗和《世说新语》中得以凸显。
品藻人物之风，得到统治者的关注，致使人才学在魏晋南北朝兴起。将品鉴人才与品鉴珠宝货物一样，变成一门学问，既是进步，又是将人“物化”。南朝梁人钟嵘著《诗品》，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对由汉迄六朝几乎所有著名诗人，都评论了一番，如被杀害、受诛死的诗人：魏之何晏、嵇康，晋之陆机、陆云、潘岳、石崇、张华、曹摅、刘琨、卢湛，宋之谢灵运、谢混、袁淑、王僧达、鲍照，齐之谢朓，东晋诗人郭璞（字景纯）等。
博物学传统之下，人才就是货品。各类人才参与的社会建设分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古代的和谐社会谁在建设？当然是有民本主义文化情怀的人。当然，古代“民为邦本”、“以民为本”的意思，和当今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不同，前者的意思更接近于“以家里豢养的鸡鸭猫狗为本”，没了它们，家底就空了，日子也就没法过了。
（一）《人物志》
传统人才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的。三国时期魏国废除察举制、实行九品中正制，“受诏作都官考课”的刘劭写了《人物志》（英文译本名为《人类能力的研究》，将才、德并列标举，首重“清节之业”），为了“量能授官”，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人才学著作。
在《人物志》中，刘劭专注于拔选人才的标准。刘劭的品评，以中和为最高，讲究平澹无味，是为圣人。所谓中和，在于兼具“平澹”与“聪明”。除中和外，其余为偏至之材。
《人物志·序》：“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和察人是为了成功，即所谓“达众善而成天功”。《人物志·流业》：“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辨，有雄杰。”区分人的材质，是为了在政治上委任：“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清节家是第一种：“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之家，延陵、晏婴是也。”文中提及儒学人才怎么任用？“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
（二）《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这本富含人才学思想的著作，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又名《世说》，是一部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时豪门贵族和官僚士大夫的言谈轶事的书。
《世说新语》包括“德行”“政事”“言语”“文学”等三十六门，和《人物志》一样，也有大量品藻人物的文字。二书都将人品或德行放在人才素养的第一位。《世说新语·文学》开篇讲的并不是文学或艺术，讲的是经学，后面还谈到佛学。
No.2
善的传统
博物学传统将一切客观化、显性化，伤害力很大，好在“善的传统”（强调“有益于”）与之抗衡，起到了一定的拨乱反正作用。
主张学而优则仕、一心为政的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清末名臣曾国藩是剿灭太平天国的主帅，他将《人物志》置于案头，研读后，将心得写成一部关于相人识人的作品：《冰鉴》。据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容闳（1828-1912）回忆，1863年入曾国藩幕，见到曾时，曾的目光射在他脸上，打量良久，方才说话。后被曾派往美国购买机器，筹建江南制造局。
《人物志》里的人才，是施善政之才。施仁政、建设王道乐土是古人的追求。在人才学思想史上，儒家“为己之学”则首先叩问内在的修为。《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爱之人，是仁政的基础。
古代人才以政治为主。为统治者服务、不重技而重道，以善为美、以善为教，是中国古代人才教育的核心特点。
像《人物志》那样将人才细分，对于研究人才学是必要的。本文从政治人才、慈善人才、教育人才和文学人才四个方面考察中国古代人才教育及其思想文化。
凡是史书上记载的、有助于各项事业发展的人，都可成为人才。《人物志》认为，古代的人才要符合“中庸（和）”这个核心标准。人才是“义”者（语出《中庸》：“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吉人”（语出《太上感应篇》：“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等。研究他们，可以大大丰富中国人才学思想，是很有价值的。此外，还有文献学价值。因为，从政治史看，明代东林书院是一个政治集团，从文学史看，东林书院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诗歌团体，从慈善史看，它是善行团体。从不同侧面，“还原”东林书院，让今人理解古籍里的文化。
No.3
两种文化传统之别
（一）伪善：博物学传统之下
何为“伪善”？笔者认为有二种：一是主客观不一致，好心人把善事做成了坏事，也就是俗话讲的“好心办坏事”“好心做错事”“好事没办好”；二是主客观一致，心术不正的坏人出于种种考虑去做善事。后者是“伪慈善”的重点研究对象。
《清诗铎》中有一首规劝官吏不要发灾荒财的诗，诗人郑世元（康熙时举人，约公元1735年前后在世）在《官赈谣》一诗中咏叹道：
黄须大吏骏马肥，朱旗前导来赈饥。饥民腹未饱，城中一月扰。
饥民一箪粥，吏胥两石谷。我皇圣德仁苍生，官吏慎勿张虚声。
这首诗反映的就是第二种“伪善”，后果很严重。
春秋战国时期的黔敖和西汉末年自创新朝的王莽，则属于第一种伪善。著有《中国文化史》的著名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以汉朝为出发点对王莽的历史评价不公，即将王莽的优点全部用一个“伪”字概括。王莽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对人越谦虚，而且自己与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终接近清贫，甚至王莽的妻子因为穿着朴素出门迎客被认为是仆佣。吕思勉认为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而王莽代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却并无改变，一生作为如一，又如何能称其为伪？更重要的是，王莽复古色彩的改制（“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西汉及以前，凡是谈论政治的人大多对社会现状进行攻击要求改革，至东汉及以后，玄学、佛学先后兴起，都强调适应社会，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诸如恢复井田等，其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先秦以来仁人志士的公意，无论成败，都应由抱有此类见解的人士共负，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责。（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
（二）道义：善的传统之下
1.善举
有古代“道义担当”的人才不等于如今的各行各业工作者，也不等于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慈善家。例如宋朝人范仲淹，有称他“名臣”、“文学家”、“政治家”的，清以前，没有人称他“慈善家”。慈善人才必有“善举”。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日本人夫马进教授认为：“当时人们把为善的事情，如宣讲圣谕、架设桥梁、经营义学、励行放生、收埋尸骨、施药诊病、回收字纸等等，都称作‘善举’。”
2.劝农文化
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是传统。人才学思想的发展，不仅放在政教文化中考量，还要放在劝农文化中考量，才显得工稳。
古代皇帝“籍田”礼，古代吉礼的一种，即孟春正月，春耕之前，天子率诸侯亲自耕田的典礼。它是“祈年”（祈求丰收）的礼俗之一。又称“亲耕”，寓有重视农耕之意。自周、汉以下,各代多行之。《诗经》有大量反映西周春秋时期“籍田礼”的诗歌。
《中国救荒史》将“重农”“仓储”“水利”“林垦”（植树造林）等作为“积极救荒的政策”，其实，这四者都关乎劝农文化。
《牡丹亭》“第八出·劝农”中，女主人公杜丽娘的父亲杜宝老爷，春天巡查辖区，亲自做“劝农”：“现今亲自各乡劝农，不免官亭伺候。那祗候们扛抬花酒到来也。”可见，劝农是地方长官很重要的公务。有研究者认为，这一出，是《牡丹亭》作者汤显祖在江西遂昌为官时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也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
3.成人：中国古代教育目的
古代教育，则受到中国道义取向的实践理性的巨大影响。中国哲学不仅主张“成人”（成就理想人格），儒家的实践智慧也一直包含了涉及做事的“成物”。以成人、成物为核心，儒家的社会观是一个“天人共同体”视域。古代成人之育比学校教育的范围大得多，是通过《论语》的“庶”（人口繁殖）、“富”（相当于“扶贫”）、“教”（教育）来完成的。
《朱子全书·论学》讲“功夫”：“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小立课程，大做功夫。”古语“课程”，是指课业发展的过展，也是个人学识成长的过程，目标是“成人”。
清华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认为：“从现代哲学的讨论所针对的问题如技术理性的统治而言，儒家的实践智慧比起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有其特色，也有其优越之处，即毫不犹豫地强调道德的善是人类实践的根本目标，重视人的精神修养和工夫实践。”（陈来：《论儒家的实践智慧》，载《哲学研究》2015年8月号）儒家信奉性善论，从理论上讲，无论是成就理想人格（所谓“成人”）的修齐治平，还是走向下进路，止于人民的幸福，都是在发挥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