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清朝人看来，科技属于“西艺”。晚清重臣张之洞（1837年-1909年）在《劝学篇·序》中说：“西艺非要，西政为要”。“西政”应该包括英国慈善制度。载入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材的伊丽莎白《济贫法》，折射出科技时代的西方慈善思想。
在科学技术时代（又叫“第二轴心时代”或“技术轴心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催生了现代慈善，去除“君子学”宰制的中国思想界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了慈善思想获得合法性的种种努力（如军阀支持下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等）。
二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属于快速追赶型的模仿（学习）的现代化，由一个理性的理想型在面前做“范导”，于是理性分析成为社会科学的“科学”研究方法，成了社科研究当前的必由之路。尼采式的社科研究只是一个变数。
慈善文化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成为“学习的文化”，因而没有丧失，保守着它的教育功能，社科研究有权力用叙事的方法“向后看”，达到杜威（1859年-1952年）所提倡的“反省思维”(reflective thinking)。
与科技一样，慈善史的关键词是“力量”。边界模糊，随传播技术的进步，科技时代常常被誉为“开放时代”。
自17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到20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在科技浪潮面前，民族文化日益深刻地卷入了“世界文化”。随之而来的，是“改革和发展”范畴的提出。言下之意：不改革，就放弃了发展权。
那么，公益慈善事业要不要改革与发展？答案不言自明。
三
慈善是跨界的，慈善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的。
如今社科界，跨学科研究风行。我读北京师大文学院郭英德教授（1954年- ）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就把文学、文化、教育、历史几个学科“混搭”。书中显示出传统慈善文化跨学科研究的优势之点，是“对课”研究，对今天的韵文教育公益实践仍有价值。
传统的“对课”教学中,强调按文献知识点展开教学，重点是学习知识和知识的迁移及写诗作对应用，以传统知识为本。
四
如今，科学，成为衡量某类知识是否够得上学科资格的标准。一切知识都要去科学那里领赏，否则，就会被开除“球籍”。现在，很多大学的教育学学科建设都放在“教育科学学院”或“教育科学系”里面，就是明证。
而现实中的慈善界，“信任危机”，成为慈善事业最大的顾虑。底线伦理成为慈善界的呼吁。
科学化发展到今天，人的危机和社会的危机频度日益增高，于是“教育创新”（属于社会创新）之类的提法出来了，要求社会各界时刻准备着应对危机。
五
教育学史表明：教育学的确立与赫尔巴特（1776年-1841年）“科学教育学”联系在一起。自那以后，教育学的科学化发展日益加速，这种趋势让我们认为成人院校、职业院校教育课程体系是一个传统的提法，不够科学。
从文化学角度看，有两种文化：文章文化与生活文化。前者是文学知识分子的长项，后者是实学知识分子的擅长。
文学知识分子长期统治着中国的文章文化。文学的美学特点是：文艺性、哲理性。典雅，是中国美学特有的范畴。王国维（1877年-1927年）对“古雅”的南宋及其以降词人制作表示难以高看。“好古”是中国文章文化的思路，大散文家韩愈（758年-824年）：“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
全面发展教育和终身教育需要慈善文化和教育面向实际。“崇今”是中国生活文化的思路。
六
每次组织的发展或者提速都会有一个文化建设的需求。军事组织提速建设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中国文联把讲话发表那天定为文艺志愿者行动日。
社会组织建设，要有一个文化建设的要求。那就是我们通过慈善实践，要把儒学发展到新的阶段，再用在社会公益事业上。
中国人讲究学以致用，没错。标举社会创新的公益慈善学或社会工作学是一门行动科学，正如陶行知（1891年-1946年）所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公益慈善和社会教育思想现代性的表现是：热心公益、进入社会、走向回归。在古代，文章文化里的中国民办教育和社会教育思想发生在神道设教，回到发生之初？回不去了。古代中国生活文化里的公益思想，发生在科学技术实践和经济生活中，故此，社会工作和社会教育思想回到生活实践里，这是可以做、必须做的。这样，从教育入手的新农村建设、治愈社会公益研究的“边缘性人格障碍”才得以可能。
最后，引用王夫之（1619年-1692年）《张子正蒙注·至当篇》：“乾坤自强，以成其德，以共天职，而归健顺之理气于天地，则生事毕而无累于太虚，非以圣智之功名私有于其身，所遇之通塞何足以系其念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