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先看《关雎》的头几句：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诗经·国风·关雎》
一提到《诗经》，很多人知道这部诗集的第一首诗《关雎》是一首情诗，还有就是“风雅精神”。这种从私人感情到公共精神的解读，没错。可是，却不是经学的理解路数。
儒家经学把《关雎》看成是“妇德”之作——并且是“贵妇之德”，“窈窕淑女”指的是宫廷后妃，君子指的是在位的统治者。
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汉朝人写的《毛诗序》认为《关雎》是一首教育诗，有助于社会教化：
“《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本文还想解释一下，“实学”大儒朱熹为什么把《诗经》拉下神坛？
习以为常的实学精神
记得一位大学体育系的系主任（手里还比划着）对我说：
学文科的，不能一按按钮，火箭上天了。
言下之意，学文科的不如学理工科的，因为文科生技不如人。这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实学精神。
其实，他错了，如今的大学文科（包括文史哲），也是按照力量性知识的思路来构建学科知识体系的。只不过，文科生毕业后，依然被理工科学生看不起。
在科技时代，被力量性知识激发起来的不仅是“更高、更强、更远”，还有欲望。后者是主观性的，就像无底洞一样，难以满足。这种主观欲望，美其名曰“人类科技探索的好奇心”。
躲在习以为常背后的力量型知识和智慧型知识
“知识就是力量“是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年—1626年）的名言，也是前苏联和我国一本老牌刊物的名字。在我国，这本月刊创刊之初，内容是翻译过来的，从苏联的同名刊物“搬运”而来。
《知识就是力量》定位是“科学性、趣味性、互动性”。由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刊名，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共青团中央主管，1956年创刊至今，经历了近60多年的风雨历程。
一期《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的封面
在科学成为“正确”的代名词的当下，“力量型知识”被看成是当今最有价值的知识。《知识就是力量》作为一本重要的老牌科普刊物，传递的是“知识=力量型知识”。这就是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科学文化观念。
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上占据主流的知识不是力量型的，而是智慧型、精神型或道德型的。我们可以叫它“第一知识”或“知识的知识”。
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孔门四教”里有“文学门”和“言语门”。其实，孔子对语言艺术是很警惕的，他删定了《诗经》，并认为：
“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我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知识体系
第一个是善德知识体系，以《论语》《孟子》为代表的“四书五经”。讲的是一套“阴阳五行”的智慧、“天地君亲师”的伦理道德，体系相对比较封闭。从两汉经学发展到宋明理学，用了好几百年。
第二个是博物知识体系，以《山海经》《博物志》为代表的科技文献的知识谱系，讲究“格物致知”，探索自然奥秘，发展技术。《三国演义》就很重视“术”。这一套知识很开放，能够与时俱进。明清时期，从善德知识体系里借用了“实学”一词，演化成“实测内籀之学”（严复《天演论》）。
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
更重要的是，博物知识体系和语言艺术联手，加强了社会传播。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博物志》10卷、《搜神记》20卷算进小说家类，因为它们“记述异闻”。
中国古代典籍
实学知识生产的分水岭：魏晋南北朝
在这里，“实学”属于古代博物知识体系。如今，通常叫它力量型知识。
纵观中国文化史，知识生产是知识分子的长项。中国历史上的知识生产，以产生了“神医”“书圣”的魏晋南北朝为分水岭。在此之前的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家学说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也是社会主流思想。
受曹操“九品中正制”影响，曹魏大臣刘邵写的《人物志》将最有活力的人当成了“物”，是一个倒退。
西晋文学家张华的《博物志》代表着博物知识谱系越来越有活力。
和张华同时代的文学家陆机看《诗经》的视角从经学移开。他有一个统计，在《诗经》的305篇诗歌中，写到的草木有80多种，鸟兽有30多种。
实学在宋朝的发展：两位知识分子代表
宋朝是中华文化史上文化繁荣的时期，“四大发明”中有3个是在宋朝出现的，即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术。朱熹和沈括是两大知识谱系的代表人物，二人都是文学家。
1.沈括（1031年-1095年）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浙江杭州钱塘县人，北宋政治家、科学家。
沈括画像
其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推动了中国博物知识谱系大发展，代表作有《梦溪笔谈》《良方》《灵苑方》等。沈括还写了很多诗。
2.朱熹（1130年-1200年）
朱熹画像
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高中进士的朱熹是儒家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伟人。他是理学的代表人物，批评朝廷里的士人做的是“虚学”，提倡要做“实学”的学问。他的“实学”大棒打倒了很多人，也得罪了很多人，甚至被视为“异端”。朱熹因此被人追杀。
理学的核心思想是“存天理灭人欲”“理在物先、理在事先，理是万物之本”和“理一分殊”，被称为客观唯心主义。理，其实是受到博物知识影响的哲学概念。
朱熹是诗人，他竭力想把智慧型知识和语言艺术结合起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很多人批评朱熹将《诗经》拉下了儒经的神坛，其实，他是想回应力量型知识带来的挑战，才写了《诗集传》，从语言艺术视角解构了《诗经》。
英国科技史家、中科院外籍院士李约瑟博士（1900年-1995年）是这样评价朱熹的：
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自然学家。（《李约瑟文集》）
《诗经》：从经学到文学
《诗经》由孔子删定，是儒家经典，列入“四书五经”。孔子说：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诗经》
《诗经》的写作手法是“赋、比、兴”，常以植物、景物起兴，甚至以植物喻人。
朱熹的《诗集传》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将“思无邪”的《诗经》从经学殿堂里拉了出来，放进了文学范畴，认为《关雎》讲的是男欢女爱。
之后，《诗经》和植物学、中药学还发生了联系。如《诗经里的植物》，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作者是当代作家韩育生。
《诗经草木绘》
结语
人是有感情的，但这种感情要在“诗言志”的统领之下，才显得“正派”，如文天祥的《正气歌》所言：“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中国古代典籍
以《诗经》为代表的语言艺术，表面上看，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就像“墙头草”，当智慧型知识占优势的时候，它就位列经学。当力量型知识占优势的时候，它就位列文学。
其实，《诗经》自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力量型知识的冲击和挑战。在孔孟儒学时代，它站住了，成为一道伦理堤坝。在理学时代，它崩解了。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科学时代，它的价值感只能在情诗和动植物里面去找了。
不过，总体来看，作为韵文的《诗经》的地位还是在逐步下降。因为小说比诗歌更加靠近民间，谁掌握了群众，谁就更有力量。
《诗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