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回流儿童”界定为有城市流动经历，至少有过一次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或求学的经历，但由于各种原因又返回家乡的儿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带来的流动和留守儿童问题引起了关注。近几年，受特大城市人口疏解政策、农民工出现返乡潮，以及一些地区异地中高考政策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回流儿童”群体出现。
研究表明，由于各地入读公办学校和中高考等方面的政策障碍，一般而言，有升学需求的流动儿童都会转变为“回流儿童”。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高中阶段留守儿童有过流动经历的比例大约为15%。
11月30日，《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正式发布，宋映泉的研究成果是其中一部分。
这项名为“关于回流儿童学业与心理发展的实证研究”的项目是基于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研究所课题组在河北蔚县、涿鹿县、沽源县以及在四川苍溪县、旺苍县的调查得出的。
宋映泉和同事发现，无法上公办学校以及父母返乡是儿童回流的主要原因，“回流儿童”中，表现出“回流趁早”的现象，即多数儿童选择在低年级回流。在回流之前，大部分儿童在城市的学习状况，包括公办学校的就读情况、师生关系和学业成绩都较好，但近80%的儿童回流后即留守，与父母见面频次低，且与“非回流留守儿童”相比，更少被老师关心，遭受到不同程度欺凌的比例也更高。这些都导致其对学校生活难以适应。
“与‘非回流儿童’的学业情况相比，‘回流儿童’的学业成绩更差，留级的比例也更高，达到了22%。在心理发展水平方面，无论是‘回流儿童’还是‘非回流留守儿童’，其抑郁风险都在60%左右，其中‘回流儿童’的抑郁风险比例更高，达到了64.26%。”对于后一组数据，宋映泉解释，是采用了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儿童发展抑郁量表，并多次测试得出的。
“我们的研究是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回流儿童’在学业和心理发展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这会影响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也是教育不公平的体现，是社会人力资本的浪费。”为此，宋映泉和同事提出，宏观制度应相应改变，逐步消除流动儿童异地求学，尤其是升学的障碍。同时，在户籍制度改革短时间内难有突破的情况下，鼓励城市务工的父母在让孩子返回老家时做出理性决策，可以让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之下返回老家就读，以尽快适应老家的学校和生活环境。
关于“回流儿童”，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韩嘉玲还发现，这一群体返乡后存在着“水土不服”的现象，而且相当普遍。
研究组在对从上海回流到安徽老家的“回流儿童”的访谈中发现，很多孩子在返乡后，身上长疹子。但“水土不服”不仅表现在生理上，更多表现在心理上。
从大城市回到小城市，心理上有巨大落差，想念原来的老师同学和校园环境；这些孩子大多独自返回家乡，长期住校，生活上遇到了挑战；对新学校的教学方式、学校文化难以适应……
“‘回流儿童’的‘水土不服’不同于普通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针对这一现象，学校、家庭和社会层面都应该给予关注和应对。”韩嘉玲建议，这些儿童的父母应该与孩子提前做好沟通，努力实现在回流初期至少有一个人陪同孩子，不能让孩子被动地接受安排。公益社会组织也可以进行预防性介入和帮助。（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新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