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林（阿克苏）
苞谷才刚种下地的时候，我就盼着村小学的老师到我们家里来。苞米成熟的时候，老师没有来；要收仓的时候，我终于盼来村小学的严老师。
严老师四十开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上衣袋上挂一只钢笔。肩上斜背一个黄色军用挎包。乡亲们见了，都会热情地招呼严老师到家里来坐一坐。
严老师来，除了到学生家家访，最主要的还是要招收新学生。严老师招生的办法既新奇又简单，到了有孩子的人家，严老师从他的军用挎包里，摸出一把苞米来，在农家的小饭桌上一一排开，若是这家的孩子能数清楚10粒以上的苞米粒，便会被他录取。数不清的孩子，则要等到下一个学年。
那年秋天，和我一起放牛、打猪草的腊平、胜娃都背上书包上学去了。我一个人怎么能在山野里呆得住呢？我偷偷地往学校里跑。牛没人放了，猪草也没人打了，三哥每每要到那条上学的山路上埋伏，将我截回去放牛。有一次，我装着去放牛，把牛赶到了那个大山深处的乡村小学后面，我趴在后窗偷听，那琅琅书声立即迷住了我，我觉是那才是世界上最美好、最动听的声音。
我也要读书！
然而，我能不能读书，还要严老师说了才算数。于是，我就天天盼着严老师到我们家来。
严老师到我们家让我数苞米的时候，我已经8岁多了。为了能数清苞米，我偷偷地练习过数火柴棍、小石子、出洞的小蚂蚁、夜空中闪烁的繁星……
严老师把苞米摆在我家堂屋的供桌上让我数时，我们一家老小都围了过来，得知消息的小伙伴们都赶来了。大家都怕我不识数，把苞米给数错了，给他们丢了人，人人紧张得捏着一把汗。
我既兴奋又激动，用手推着一粒粒苞米，一、二、三地往下数，当我一口气数了二十多粒还要往下数时，严老师高兴地拍了拍我的脑袋：好了，这小子可以到村小学上学读书了。
孩子上学去牛谁来放，猪草谁来打？
闻听此言，我在一旁大声回答，我放了学可以去放牛，猪草放学后也可以去打。
可是上学还要买书包，再说学费从哪里出呢？
总不能让孩子不上学吧？再说学费也只有3块5毛钱，如果实在缴不起，也可以申请减免一些。
听到严老师这话，爸妈的眉头松开了。第二天，爸妈上街赶集卖了一大袋苞米，我终于进了梦寐以求的村小学校。
（原载《阿克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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