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波普尔说，科学研究要从问题出发。现在，恐怕没人否认，大学德育出了问题，和经济发展负相关。而且,这个共识形成得比“三农问题”还早。那么，就让我们从这两个大问题的“负负得正”关系来说吧。
一、问题
1、德育的学科化比德育的渗透性坚强很多，成为当下大学德育“坚硬的稀粥”。
2、德育的工作化让德育岗位和教学岗位分离，成为大学德育和生活实际、教学工作脱离的体制障碍。
3、学科化和工作化，它们与德育的渗透性原则是矛盾的。德育和空气一样，稀薄而须臾不可轻忽，数学里有黄金分割，有比例尺，讲究刚刚好（JUST)，实际上里面含有德育因素——正义（JUSTICE）感。我听华东师大中文系王晓明教授说：“意识形态就像空气一样围绕着我们。”德育如同意识形态。
二、问题史
科学（赛先生），在西化思潮涌流的情况下，发展成科学主义。以前我国处在四民社会，如今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得不现代化或近代化。问题的发生从 “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以前对“机事”（《庄子》认为：机巧之事容易导致不悉心修道只求捷径的“机心”）不齿，因为可以导致“机心”，如今走到另一个极端：以科学为信仰了。于是，传统的和谐生活遭到肢解。
先分后争。上个世纪初，爆发了“科玄之争”，结果呢？科学胜利了，玄学被打成“玄学鬼”。受科学胜出的余波之影响，高等教育内部，文科的发展长期滞后于理工科。
三、对策：大学生到农村去！到为社会服务的志愿者队伍中去！
1、生活真的可以教育我们。那要看是什么样的生活了，大学里堕落的生活方式只会教唆人。我参与的支农调研的生活，则大不然。以北京师大2003 年十一下乡的事例说明：不是大学生改造了农村，而是农村改造了我们大学生。常说“生活教育了我们”，难道官场酒桌上的生活可以教育我们么？不！农村的生活才可以教育我们。
2、西方思想史上很讲究德育的对象关切。如今的德育“人性化”其实并不是自古而然。对象意识（个性自由）的觉醒是从启蒙运动“发现人和发现世界”开始的。发现世界要冒险，发现人要发展科学。《人是教育的对象》是一本教育学名著，以前，教育（包括德育）的对象意识欠缺，如今也欠缺。以前是有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的，如今德育对象意识的欠缺则不和于“民主的潮流”（德先生）。
3、中国思想史上讲究“成人”，也就是实现理想人格。社会从未分化发展到细分化是一个趋势，《老子》的“道”最初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后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家讲“道”是和德连着的。德乃得也，得什么？得道。得道之人就是成人、圣人。于是，《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儒家讲“礼”。儒家主要经典《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大叔说：“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自人类走出混沌，分化就是不可抵挡的趋势，相对而言，如今加速了。
4、综合起来看，教育的对象是人，而要人成器和成才确是很难。中国古今有不同，但是有一点相同：成才是从成器（由仁义行）来的。里面都有把人当作工具的含义在。现代中国所谓螺丝钉精神，所谓“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之类都是。以前，中国仰止教把“天不变道亦不变”当做天条，天和道是德育合法性的根源，而今，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提出：“人是目的。”鲁迅的《狂人日记》里反对“吃人”、喊出“救救孩子！”他是中国新文化的旗手和奠基人，与康德以人为对象的文化转折一样具有标志作用。中国新文化运动里还包括新教育运动——它的标志是新学制，但是它最本质的新变是人的地位和身份。受教育者在大学里不再是“老爷”不再是“进士”“举人”，而是平民。过去讲“学而优则仕”，现在不了。
5、志愿服务：大学生的位分。大学要作为高效的德育机构，就要在其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好好下工夫。社会在分化，科学是分科治学，教育学也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这是“分”在钱币单位意义上的读法。“分”自古就有另一种读法，读如“愤”。在“名分使群”（荀子）中，分和品对应。职业分工和相应的道德操品连着，一国的总统就不可以像老百姓一样胡搞。教，从孝。教，上所施，下所效。（《说文解字》）担负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大学教师运用德育的渗透性原则，倡导支农支教，学生就会把社会服务当作自我教育的好机会。如此，服务学习（service-learning）不就推行开了么？
6、结论：大学德育和新农村建设结合的效果。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道（明）了高明的道德，就要去行，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以亲民为中介，达到（止于）至善。今天，我得知：北京大学生文艺队抵达了山东省济宁市，姜庄合作社的同志亲自驾着三轮车去接前去支农的大学生们。他们这个队的队长我认识，是出生在北京市郊区的女大学生王盼。在他们发在网上的日志里，于文字中间我可以读到初升的太阳，清新的晨雾，向田间地头进发的歌声……这些令我不由得想到：把三农服务和德育结合，那绿油油的禾苗，依依的垂柳，田田的莲叶，乡亲们的笑脸，难道不会立即化为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正相关的教育资源么？
我去过姜庄七次，在写这些理论文字的时刻，我身体虽不在支农现场，此刻，我的心可以飞到姜庄，参与到那里的大学生暑期支农队的工作中去。那里有我熟悉的环境和合作社成员亲切的面容。在姜庄这个微山湖畔1400多人的村落里，支农工作从开始向结束的演进，事事物物，无不关乎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出来的人，我的体会，和种过“牛痘”相仿，为拒绝堕落腐朽的拜金主义文化注入了一剂良药。我目睹过善良淳朴的姜庄百姓流泪送别支农队员的场景，这是一种 “至善”的火炬，烧毁了城市消费文化的杂质，点燃了大学德育创新的希望。
作者:李勇（本文主要内容来自作者在新乡师范专科学校2004年的授课内容，2007年7月29日星期日修改于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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