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就是生活的样法。生活这部大书在硕集镇支农行动中打开，好在，它不会因书卷气而被形式化。从此，历史-生活的“反理论”性就既可信又可爱了。
——题记
在温铁军和曹锦清两位教授的指导下，2006年4月28日至5月5日，由中国人民大乡村建设中心和北京梁漱溟乡村文化发展中心联合发起的全国九所高校支农队员赴江苏硕集镇的“大学生新农村行动”，在做事层面上，算是告一段落了；而在理论总结上，却才刚刚开始。
一、五四·青年
2006年5月4日是星期四，天气格外晴朗，确实是庆祝青年节的好“天时”。更加好的是，这一天的江苏阜宁县硕集镇南舍村，庆“五四”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具备。
下午2点，在“大学生与硕集镇赶干群联谊会”的横幅前面，我们在硕集镇的第三次文娱性、群众性活动开始了。
《东方红》是本次联欢会的“开门红”歌曲，由天津科技大学的白亚丽等人为硕集镇干群倾情献唱。不久，华东理工大学的林琳和我在场上讲述了硕集镇劳动人民的真实故事。刘春祥，一位84岁的老人，佩带着胡锦涛主席题写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字样的勋章，来到会场，激动地发言；赵秀兰，一位上有老下有小的40多岁的中年妇女，依靠养鸡脱贫致富。赵书记和周副镇长致辞，硕集农民普法协会文艺宣传队助兴。小学生与村民在这场联谊会上以真情投入收获着共同的感动。硕集镇党委书记赵加亮带来了电视台的记者，一看到摄象机，我走到东崔小学方阵，对小学生说：“你们注意了，电视台记者来了，你们要守纪律，不要吵闹。”郭潇潇也这么激励和警示孩子们。这些五、六年级的小学生为大家表演了舞蹈、合唱和武术，受到记者镜头的关注和在场观众的欢迎。
下午4点半，我们全体来到东崔小学，在会议室里召开了各个点的总结交流会。我们全体起立，唱《大学生支农队队歌》，接着，由白亚丽带领，喊口号“改变自我，做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乡村！”
这个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半，很有意义。周镇长说：“这是我参加的唯一一次深刻的民主生活会。”崔铁、谢志明、周严东、曾纪茂在前排就座，我主持会议。我说：“我们要坚持温铁军指导下的大学生支农调研的老传统，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于是，我首先开始自我批评，“《圣经·箴言书》中说： ‘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的爱情。’所以，我认为有两位同志很爱我，就是吴国栋和白亚丽同志，他们批评我实事先没有培训和事后组织不力。”接着，我引用了两句古人的话：
1、闻过则喜；
2、口不言人之过。
我请大家按照这些道德标准来要求我。
随后，上海财经大学的曾纪茂老师站起来，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当他昨天被要求到南舍去接待白亚丽时，随口对周严东说：“一个本科生，凭什么要我去接待？”后来和小白谈话后，才知道果然挺有收获的，而且对于白亚丽对我们工作提出的批评也觉得是闻过则喜。“并不是我的道德水平有多高，而是我觉得白亚丽说的是正确的、很有价值。”
从上海市到硕集镇，汽车要走6个钟头，在地理上，是向北进发；在文化上，是“向下进路”——与古典文化的“向上进路”相反对。中国货色的“现代性”正在于此。所以，我想说，大学生新农村行动在时代感上，是很及时的；在文化哲学上，是很必要的。在此，搞清楚我们大学生支农调研和梁漱溟（1893－ 1988）文化哲学的行动性质，对于在新时期开展中国青年文化建设的行动研究很重要。
二、“向下进路”，一种必然
“投身于社会的底层——乡村。在广东，搞乡村教师讲习所；在河南，搞村治学院；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研究院。”（张岩冰编《梁簌溟印象》P.146）这是把梁先生当作教育史上的人物来打量。
“习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就是传统士人的所谓“干禄”。还有由内圣开外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都是向上进路。
作了一个跟在时代后列的“本土派”哲学家、教育家。作为哲学家、教育家的梁漱溟先生，他曾三度在毛泽东时代“做事”。一次是1946年在延安与毛泽东欢晤；一次是1949年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视事”，而于1953年被毛泽东嫌恶；一次是1978年以后在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时代里，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百姓》（1982年1月1日）杂志上发表了《试说明毛泽东晚年许多过错的根源》一文。本文分析了中国现代成人教育史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几种不同,有三:一是文化流域。梁是”本土派”,俞庆棠（1899－1949）则是”海归派”。二是文化面貌。梁漱溟、俞庆棠们都不是守成的,他们如文学界的鲁迅一养是革命的。三是文化领域。作为哲学家的梁簌溟不是文史校勘家（此领域鲁迅从事的多），也不是用文学创作的方式在当时的中国能显扬名声，而是以教育为职志——也就是把教育作为单数的皈依。用梁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句话，我一生投身乡村，实事求是。”（张岩冰编《梁漱溟印象》P.147，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教育不同于开店，它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也可称为“人的社会化”。
华东师大陈桂生教授在他的《学校教育原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53页）一书中所言：“人类教育演变过程为：从非形式化教育到形式化教育（教育形式化的过程），从古代教育实体的发生到近代学校的兴起（制度化教育的发端）。”形式化往往被人诟病有亲“形式主义”的嫌疑，果然，以精英教育模式运行的所谓“各级教育”，让当代高等教育机体不得不发生了以“本本主义”为特点的形式主义病变。
老子说：“返者道之动。”到乡下去，到群众中间去，到新农村建设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这是时代的呼唤，更是“形式化教育”走向康复的内在需要。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外国教育思潮都在批判和贬低制度化教育。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非制度化教育——用它的非保守性即革命性，“上山下乡”具有激进主义成人教育的性质，再加上意识形态性，就否弃了制度化教育的保守性与伎俩性。据说这得到了当时正在反思制度化教育的外国教育思想家们的高度赞扬。大学生支农调研是一个教育项目，梁簌溟、温铁军这样的“本土派”必然发动大学生这支教育力量来做“成人”的事业。
三、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梁漱溟
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中国哲学的为己（讲境界）、尚实（科学精神）、为公（政统与学统一致）的精神素质影响梁漱溟十分深刻。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梁漱溟在践行过程中，符合时代潮流的要求，把“君子之道”的向上进路倒转了过来。在教育思想上实现了“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了地上。”（恩格斯评价马克思语）
为公。道（学）统与政统的关系在近代以来备受知识界关注。梁先生所仰慕又有所批评的梁启超，是一个游移是政治和学术之间的典型思想家。以前多有学者批评知识分子的这种两栖习惯，可笔者看到的是梁启超所代表的中国士人共同的“天下为公”的担当。康有为《公字解》说：“有公众之公”“有几何公理之公”“有公推之公”（《实理公法全书》）
为公，这似乎就是一个对“政统”的体认。为了文化传承和社会革新的“士”的身份承担。
为公，是中国古代以“成人”为指向的教育哲学与梁漱溟教育思想关联之扭结。
梁漱溟教育实践的时代背景很特殊，他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在哲学思想上，他的教育行动和文化建设是中国近代的救亡意识是古代忧患意识的延续中进行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就认为：“救人之外无事功。”（《仁学·四十九》）今人李泽厚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来刻画中国近代思想史。
梁漱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继承反映在其“向下进路”的教育实践之中，他从戊戌变法时期留下来的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来到了山东主持曹州高中及重华书院，并筹办曲阜大学。一旦开始了学院之外的探索，就有了后来在河南和山东从事的乡村工作，是为“向下进路”开启了探索的过程。
梁先生先是担任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研究部主任，一年后才担任院长；又如，他先是乡下的在野教育家，1949年他回到出生地大都市的荣誉政治人。而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却试图把“学统”和“政统”二者结合起来。另外，梁漱溟的家庭也有“为公”的家风，“先父为人忠厚，凡事认真，讲求实效，厌弃虚文，……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梁漱溟《生平述略》）
“我所主张的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建设什么？乃是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构造……”（《自述》）梁先生是一位身跨三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晚清，他是同盟会人（1911年），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在民国，他也是个官，作过司法部机要秘书（1916年）、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1946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全国政协，并参与了土改工作团等。他的生命轨迹，是从家门出发到家门附近结束，俨然一个不合时宜的、椭圆的圆圈。他的人生是标准的中国儒家式的“仕学合一”型。他的才情所专，是为了文化传承和社会革新的“士知识份子”的身份承担。所以，我说他是一个跨时代的“活化石”，是一个内存十分丰富的“时代化石”，在内中有三个时代的全息性文化含蕴。相对于梁簌溟先生，我们这些出生在新中国的后学晚生只能属于一个叫做“单数时代”的文化事境了——尽管我们也经历有“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时代跌宕。
尚实。康有为在《实字解》中说“有实测之实”“有实论之实”“有虚实之实”。（《实理公法全书》）
实学是宋儒朱熹最先提出，后经王阳明，在清代形成了“考据学”思潮。以阎若璩为代表的“考据学”被胡适称为中国的“科学精神”。
实事求是，为毛泽东《实践论》和大学生新农村行动共同表彰的文化态度。
为己。《论语》表彰“古之学者为己”。这里的“为己”不是自私，而是“克己复礼”，是道德境界的要求。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我想我的一生正是一自学的极好实例。……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有受用。”自称“问题家”：“我本来无学问，只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自述》）梁簌溟不是一种哲学经典，他自己也否认，说“为与哲学无缘。”“我一生的实践，都是搞事功，主要是乡村运动。”（发表于《人民日报》1988年7月9日，载张岩冰编《梁簌溟印象》）“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梁漱溟著《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是一个哲学-教育愚公“为己”的表述（我写过《反智》一文，如今，我觉得哲学智叟太多确实是当今中国文化建设的悲哀）。
梁漱溟《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讲，人生的三种态度：逐求、厌离、郑重，言语不同，其实质，都是“为己”的。
明儒王艮为梁漱溟所喜欢，为什么？平民也有“为己”的需求，人皆可为尧舜。这种教育思想是眼光比较“向下”的，但并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
梁漱溟哲学思想是中国的，而不是“在中国的”；所以他的文化建设的行动可以造就他成为“问题家”——为己之家。
四、大学生新农村行动：不是尾声，而是文化使命
2006年5月6日是个有雨的星期六，我已经回到上海师大宿舍，早上接到硕集镇周严东副镇长的电话，我得知——
昨天上午，由江苏省经委的处长陪同，富民合作社崔铁社长和副镇长周严东一起去阜宁县隔壁的建湖县，与建湖克胜集团老总谈合作，“很成功。而且，那位老总也对乡村建设事业感兴趣，他们集团的文艺队可以和我们合作社的文艺队一起活动，建议你们以后也去这个县去做支农。”周严东说。“克胜”是全国驰名商标，而农药又是合作社很重要的互助项目。“这样，富民合作社生资互助部就可以多出百分之十的利润。”周严东说。
天津科技大学的白亚丽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刘俊麟5号下午去硕集镇访问了富民合作社总部，6号上午去社员家走访，下午3点多上车回北京。至此，39名支农队员全部离开硕集镇。
在梁漱溟等的“复数时代”里（山东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梁漱溟全集》，以及别的回忆资料可以供我们了解梁簌溟）当然，说梁先生处于“复数时代”，有一点和我们相仿：社会转型。
当我想通过梁漱溟、俞庆棠们去读解一种复数的时代之教育，有两次大的革命：辛亥革命和新中国成立；有无数次战争：如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有数不清的政府更迭：如蔡元培（他做北大校长时任用了梁簌溟）被排挤，仅仅作了几个月的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就被范源濂（他和蔡元培一样也做过二次教育部长官）取而代之，等等。而今，我们处在和平建设环境，更应该秉承先贤的遗志，把乡村建设和文化哲学革新结合起来，特别是对于青年文化建设，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刻领会必然使梁漱溟教育哲学带有强烈的文化使命。在梁漱溟们的事功簿子里头，最为大者就是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实践与理论创新。他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时候，写成了《乡村建设要义》等著作，不是为写而写，那是可耻的“纸生态”，梁先生是为做而写，因为这才是有文化使命的表现。
如今，我也是为做而写——
大学生到农村去！
作者:李勇
转载自《乡村中国观察周刊》总第 3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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