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收的《魏史》是一部“秽史”，但是它的《崔光传》却有“慈善”二字出现在古代典籍中最早的记录。这里呈现的“慈善与中国文化建设”这个专题下的一组文章，是社工李勇研究古代和近代慈善文化的心得。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所谓“清谈”的表象下面，慈善可以将动乱和血腥“显影”出来，充分彰显生活文化的认识价值。所以，研究古代慈善，可普及慈善史知识。更重要的，是为“文化自信”添砖加瓦、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养料——生活文化及其视角。
一、教之斗争
先秦三大儒：《论语》中的孔子讲仁，孟子讲义和善，荀子讲礼。总体来看，在儒教里，以善为美，行道追求“尽善尽美”。美可三分：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相应的，自然中的善，体现为“五行”和劝农文化；社会中的善，体现为君臣父子的伦理文化；艺术中的善，体现为温柔敦厚的诗教文化。其中，儒家礼教，三纲五常，通过儒家教育去传递和培养。儒教在和佛教的斗争中，彰显其社会美的主张。
隋唐儒释道“三教”鼎立，佛学日显。可“教”之为三，总要发生斗争。唐人韩愈就是儒教的护教者。清代严复《辟韩》：“往者吾读韩子《原道》之篇，未尝不恨其于道于治浅矣。”明代王阳明在《传习录》里，就对门人贬斥韩愈。
其实，韩愈《原道》可以看的，是三教斗争的烈度。道统论的产生原因，外部原因是佛教有它的道统论；内部原因是儒教道统的承继出现了大问题：政统与道统出现了分离。具体表现就是皇帝有圣人之位，无圣人之德。韩愈本人就尝到了伴君如伴虎的苦头。在《答李翊书》中他说：“惟陈言之务去”，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文风批评有加，说“有志乎古者希矣”。在《重答张籍书》中表白“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
二、“仁义道德之说”
韩愈感叹：“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处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人心不古，今非昔比，关键在于，古之教只有儒家，而今却三教鼎立，四民社会变成了六民社会。
三、“不得其传焉”
原道，就是推求道的本原，原其古，故谓之大，谓之正。“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谓道也。”在唐代，谁古谁就获得了正统地位。“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韩愈不同意，说儒家学说是从尧舜一直传到周公孔子孟子，是所谓“先王之教”。
原道是为了传道。“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而在韩愈看来，圣人之道不传久矣。
四、天
韩愈批评道家“小天”，因为道家尊的是自然无为。《庄子·祛箧》：“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所以天并不是最高根据，连道也不是，“天法道，道法自然”。韩愈批评老子：“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所以，老子的道德言说，仅仅是“一己之私言”，非“天下之公言”。
“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所谓天常，就是儒家的纲常名教。
五、道
儒家所传的道是最古的，比道家、佛家都古老，但是如今却隐没不振了。“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卫梁隋之间，其为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扬，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
道统失传：“尧以传之舜，舜以传之禹，传之汤，汤以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孟子认为“春秋无义战”，战国时代的王者则一代不如一代：“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而站在护教立场上的韩愈把天下坏乱归咎于佛老，其实表示他对儒教天子——君主还是抱有幻想的：“帝之与王，其名号殊，其所以为圣一也。”他是儒教徒，当然希望君主为太古之事，就算君主令他很失望，他也要把罪名加在佛老头上。在宗法社会这样的归因是合理的。
六、“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
为弊病之天下诊断的工作完毕，最后是开药方，因而，崇道护教的方法是韩愈在文末总结的。他说：“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而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塞什么？佛老也；止什么？异端邪说也（《进学解》：“骶排异端，攘斥佛老”）。如果这样的话，天道流行，道统就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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