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理论都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语出：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当代著名诗人、中国人民大学王家新教授（他的诗《在山的那边》被选入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语文教科书）说：“既然生活失败了，诗歌为什么要成功呢？”此话值得深思。王铁仙教授主编的华东师大版高中语文课本里就提到了“生活文化”。在历史中，“生活文化”如何显影？靠理论。文艺学理论认为：文学来自生活。而慈善则让生活从文章中得以“显影”——看吧，在社工李勇的文章里，历史与现实的相互阐释，善事和善史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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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慈善文化，由于其思想和学术语法依靠西方输入，所以，总体来说，它是“学习性”的。然而，笔者注意到，我国古代慈善文化中，影响当代中国人生活的“教导性”的内容依然存在。有正面影响、具有“教导性”地位的传统慈善文化，笔者以为有这么几类：食文化、养生文化、针灸文化、历史文化、藏书文化和清官文化（兼及实学文化）等。其中，食文化、养生文化和针灸文化，因为和营养学、医学等科技相关，所以其“教导性”地位最牢固；清官文化，则让我们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了解另类生活的历史。试分别陈述如下——
一、藏书文化和历史文化
慈善文化里有中国智慧，藏书文化和历史文化是中华慈善文化的两大代表。书中和历史上，与人为善、乐善好施等中华传统美德，奕奕放光。
（一）藏书文化
藏书文化是慈善文化的代表，中国是世界上最爱藏书的国家之一，藏书家立身的意义在于对文字的尊敬。著名的藏书楼有：皕宋楼、敦煌藏经洞等等。中国藏书文化就是中国几千年传统阅读文化的核心和结晶。中国藏书文化的发展和历史主要分为藏书家、藏书楼及藏书室、国家藏书与团体藏书、私家藏书、社会文明与藏书、文化情结、专业功力、修身与寄意、藏书家流派等部分。笔者曾经在《“博施济众”：中国古代慈善实践与“文质说”》等文中谈到浙江的藏书楼公益。
（二）历史文化
思想或学术是文化的精华，历史文化里，就凝聚着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唐人吕才（606—665）在《叙禄命》中言其根据《史记》而得“皇天无亲，常与善人”之判断。
无疑，对今天的人们而言，历史文化是非常具有“教导性”的，很多专业都开设专门史（如《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法制史》《中国教育史》等等）作为必修课，便是明证。在我国，历史学最早产生于春秋战国，孔子就已经开始历史学教育，编写《春秋》。开私家修史传统，此统续在古代没有中断过，一直延续到清朝。季羡林先生（1911—2009）曾说：中国是举世公认最爱历史的国家。他的《糖史》就是一本文化交流史名著。
二、食文化、养生文化和针灸文化
这几类文化，由于和现代科学技术关系密切，其地位在当今传统文化中最高，普及面也很广。
（一）食文化
“食、色，性也”“民以食为天”，中国人非常重视吃。前面提到的《糖史》就是一本关乎科技史、文化交流史和食文化的书。中医营养摄生学说，在民族性格特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
（二）养生文化
孔子推行善政，讲究“庶富教”，所谓“庶”就是人口繁衍。《汉书·艺文志》的《方技略》用“生生之具”（能使生命生存不息的工具）来形容行医之善。
在传统慈善文化研究和传播方面，值得学习的是中华养生文化。养生（保养生命）一词，原出《管子》，迎合了人们普遍的求长寿的心理，受到朝野各界广泛、持久的关注。中医养生观主要有：
1.治未病
《黄帝内经》中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观点，古人有未病先防、未老先养的预防观。
2.天人相应、形神兼具
中医养生理论，特别强调人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协调，讲究体内气化升降，以及心理与生理的协调一致。
3.调整阴阳、补偏救弊
在人体正常生理状态下，保持阴阳相对平衡。如果出现一方偏衰，或一方偏亢，就会使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紊乱，出现病理状态。人体养生离不开阴阳平衡、协调。
4.动静有常、和谐适度
以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的理论为主导思想，认为人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强调“未病先防，有病防变”的原则，因人、因时、因地制宜。
（三）针灸文化
2010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申报“中医针灸”项目，将中医针灸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中医针灸申遗成功。
针灸文化的早期代表人物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晋学者皇甫谧（215年－282年），字士安，幼名静，自号玄晏先生，博览儒家经典百家，人称“书淫”，淡于名利。举孝廉而不行，相国征辟而不就。晋武帝屡下诏敦促，皆固辞，终身不仕，潜心著述。上表，武帝赠书一车。他把古代著名的三部医学著作，即《素问》、《针经》（即《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综合编著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共10卷，乃中国针灸学名著。到了南北朝，才被改为12卷本。其晚年患风痹疾。太康三年（282年）卒，享年68岁。
三、清官文化和实学文化
经世济民，是儒教文化的重要内容。清官，不仅能够经世济民（能吏），还被要求廉洁奉公（廉吏）。
（一）清官文化
众人皆醉我独醒，清官是古代官场的“另类”。以包拯和海瑞为代表的清官，通过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的传播，形成了对当今社会有影响的“教导性”传统。
“清官”是中国民间对好官的称呼。在中国漫长的旧时代历史上，曾涌现出一大批敢于为民请命，刚正不阿，不惜丢官罢职的良臣直吏；也有过诸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洁身自好的清官廉吏。清官们因“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屈原:《橘颂》）而名垂史册，其中影响较大的莫过于被老百姓誉之为“阎罗包公”的包拯、敢于当面责备皇帝的海瑞以及人皆称善的廉吏于成龙等人。
（二）实学文化
古代好官要为百姓办实事，为国家兴实务。这就牵涉到实学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实学是古代的“好学”——好人之学。
宋代，朝野上下，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伪善盛行，让正人君子看到“虚学”、“伪学”的危害性，才有了“实学”的兴起。
实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以“经世致用”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学说。实学思想肇始于宋代，在明清之际达到高潮，并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中介和桥梁。中国古代的实学家，提倡以“实心”“实理”办“实事”，反对照搬书本，空谈“玄理”，不务实际。中国实学充满了“兴利除弊”的改革精神，历史上每当出现社会发展的转折关头，就必然会出现实学思潮。历史上一些具有实学精神的政治家，因时制宜地提出改革方案，发动社会改革运动，促进社会发展。古代的实学观念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的元典精神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中国实学影响了汉字文化圈，传入朝鲜、日本后，与朝鲜、日本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朝鲜实学和日本实学。
清代实学的代表人物，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和李塨等。最可称述的是“颜李学派”，强调“习行”，以“反智”的面目，从一个极端发展了孔孟之道，从而尖锐地批判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士风和学风。民国期间，有“四存学会”（成立于1920年，由当时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牵头，张风台、李见荃出面组织而成立），其文化观可以概括为以颜李为主体，兼顾中西新旧，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顽固守旧，主张中西文化互补。
（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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